世界上本无中央银行，但因为有了民间银行，于是便有了民间央行。

                                         一、

传统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并非当今人们看到的金融核心权力机构，而是金融市场运行中的担当技术功能的特殊角色，纯粹是经济社会运行中货币发行与商品流通数量的匹配问题，独立的中央银行便是实现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必要量之间动态平衡这一理性结果的一种制度安排。这一点，从世界各国金融发展史上可得到佐证。

1、在银行业发展初期，金本位制下，几乎每家银行都有发行银行券的权力，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和银行机构增多，银行券分散发行的弊病就越来越明显，客观上要求有一个资力雄厚并在全国范围内享有权威的银行来统一发行银行券。

2、商业银行经常会发生营运资金不足、头寸调度不灵等问题，这就从客观上要求中央银行的产生，它既能集中众多银行的存款准备，又能不失时宜地为其他商业银行提供必要的周转资金，为银行充当最后的贷款人。

就这两点而言，央行更像一个肩负社会责任的公益技术机构。

从欧美各国的金融发展史来看，中央银行都是由民间的商业银行转换而来，例如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中央银行——英国的英格兰银行便是民间拥有的股份有限公司。它于1694年获得特许状，有权发行作为货币的银行券。英格兰银行虽然是政府独家运作的银行，却在长达252年间保持民间机构的身份。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是由股东选举，不是由政府任命的。其后的美联储更是这方面的典范，主席任期长达十四年，最多有可能相伴五任总统而独立履行职责。

曾有人著书揭秘美联储是私人持股，这不足为奇，欧美国家的央行大多由过去的商业银行转换而来，股权不能说明央行独立问题，关键的是这些央行能否独立地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有的国家的央行竟然是上市公司，公众可以在市场上买入其股票而成为这些央行的股东。目前，比利时央行、瑞士央行和日本央行都是全球股市里另类的上市公司。

根据1942年的日本央行法，日本央行属于法人，类似于股份公司。资本金为1亿日元，其中55%由日本政府出资。日本央行在日本JASDAQ市场上市(股票号码：8301)。日本央行的股东成分复杂，甚至允许外国公司持股，而纽约基金公司Horizon Asset Management，就持有日本央行10%左右的流通股。不过，这些股东们没有决议权，也没有分红。

由于金融活动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辅助甚至推动作用，政府有必要对其进行管理与调控，而国家财政税收又是以货币形式表现实施的。因此，一些国家将更多的行政职能就赋予了中央银行。

随着银行业的不断发展，银行每天收授票据的数量增多，各家银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复杂化，由各家银行自行轧差进行当日清算已发生困难。这种状况客观上要求产生中央银行，作为全国统一的、有权威的、公正的清算中心。

而银行业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政府出面进行必要的管理，这要求产生隶属政府的中央银行这一专门机构来实施政府对银行业和金融市场的管理。

中央银行制度演变至今，人们对其职能用三句话来概括：

1.发行银行：发行信用货币；

2.政府的银行：执行金融政策；代理国家财政；

3.银行的银行：集中存款储备金；充当最终贷款人

从几百年的中央银行发展史来看，如何厘清央行与政府的关系，建立一个真正独立于政府管控之外的独立的央行，一直是业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首先，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具有不依附于政府的财政扩张计划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法定权力和职责。

如果说， 货币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作为这种特殊商品的制造者，央行为维护商品市场的正常运作，控制货币发行量——把握货币数量与商品数量匹配的问题，其独立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么一个浅显的道理。市场中，货币量与商品数量的此消彼长存在一个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现象，通胀或通缩。但是政府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也常利用央行的货币发行权，打破规则，向市场注水。在国民经济的非常时期或战争期间经费的筹措尤其如此。例如民营的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获得特许状，在有权发行作为货币的银行券的同时，其代价是支付120万英镑给威廉国王的政府，让他们能够筹措军饷与法国作战。这笔钱约占当时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

又例如早期的美联储发行的“绿背钞票”Greenback_(money)——首次对国家信用的背书。根据1846年美国《独立国库法》的规定，国家货币只能以黄金为基础发行，但战争爆发，为筹措经费， 1862年2月国会不得已通过了《法币法》(Legal Tender Act)，授权财政部发行1.5亿无息、且不可兑赎金银硬币的绿背纸币。《法币法》规定，绿背纸币除了不可支付关税和政府债券利息外，可支付一切公私债务，包括政府其他税收。1862至1864年，，联邦政府共三次发行这种无金银支持的信用货币，总额是4.5亿美元。

虽然战争是一种国家紧急状态下的特殊阶段，政府可以不计后果地征集民间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去赢得战争，但是和平年代的政府保不准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例如政府首脑的竞选连任）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和维持庞大的政府开支，很有可能采取赤字财政政策，也会利用超发货币而为之，毕竟政治家们深谙这么一个信条：战争是和平的继续，和平是战争的延续。

                          二、

目前世界各国央行有多种独立性模式。

美国模式，直接对国会负责，较强的独立性。美国1913年《联邦储备法》建立的联邦储备系统行使制定货币政策和实施金融监管的双重职能。美联储（FED）实际拥有不受国会约束的自由裁量权，成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部门”；而美联储主席的任期可超越总统的任期。

英国、日本模式，隶属财政部，独立性较小。

中国模式，介乎上述二者之间，隶属于政府，与财政部并列。但近年却亦步亦趋地向美国模式靠拢。

在中国，自1980年改革开放以来，央行独立的声音日益高涨，其标志性事件是：

1984年1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

1998年10月始，撤销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仿效美联储属下设立12个大区的联邦储备银行做法，在全国设立9个跨省、市的大区分行。

在美国，金融监管部门（美国金融业监管局（The 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简称FINRA）和金融调控部门（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s））是分开的，于是，2003年4月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监督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以便于中国人民银行更能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方面专司其责。

在最高的货币政策决策层面，美联储设立的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FOMC）是联邦储备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机构，他它由十二名成员组成，可以通过投票决定联邦储备利率的变动。

照瓢画葫芦。我国也在最高的决策层面也仿效美联储，在央行内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设委员十五人，可就货币政策问题提出议案，并享有表决权。

可见，中国的金融管理体制简直就是美国的翻版。一点点细微的差别在于:

但我们这个号称最高权力机构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与美联储的FOMC最大区别是议事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例如对于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及汇率等重大政策事项的最终决策权属于国务院。而央行只能是有权将准备金率调整，公开市场上正回购、逆回购的操作等。

表面上看，我国的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很强。各级分行的干部的人事任免及经费均由总行管理，据说这可以使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全面、准确、及时地贯彻总行的方针政策，而少受地方政府的干预，保证货币政策决策与实施的统一，增加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时效性和提高中央银行运行的效率。

更具有中国特色的是，我国央行机构设置延伸到全国每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县城，这实际上是中国庞大而臃肿的官僚机构的缩影，不必刻意去想象在顶层宏观调控的全局理念及高端而深奥的货币政策理论与眼前这偏于一偶小官府有什么联系。

学者们在对发达国家战后长期高通胀现象进行大量分析之后形成的一个普遍的观点是，一方面，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指数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而另一方面，中央银行独立性指数与实际经济增长率之间则不存在相关关系。这也就是说，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越小，通货膨胀率就越高；反之，中央银行独立性越大，通货膨胀率就越低。

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达97.42万亿元，突破百万亿元已没有悬念。且该数据已接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四分之一，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已成为全球货币存量第一大国。

这一数据是美国的1.5倍，英国的4.9倍，日本的1.7倍，比整个欧元区的货币供应量多出20多万亿元。

。

目前中国现行实行“一行三会”(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体制，即央行专注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一起，构成了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等三大领域的监管体系。而随着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深入，今年又再度启动的大部制的实施，面对通胀难题，似有加强央行独立的趋势，甚至有学者呼吁效仿美国，实施央行脱离国务院而直接向全国人大负责。

笔者过去曾是央行独立的推崇者。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非昔比，观念也在转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大前提的今天，中国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效果与财政部、商业部、建设部等诸多部委的经济产业政策密切相关。我们央行的独立的重要性不必刻意去提高，不必去盲目崇拜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调控作用。

这两年来，我国的通胀中的食品因素占了很大比例。例如国家统计局2011年7月９日发布报告，６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ＣＰＩ）同比上涨６．４％，涨幅再创新高，全国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１４．４％，影响ＣＰＩ上涨约４．２６个百分点。换言之，其中食品价格的拉升贡献达到三分之二，猪肉的贡献达到五分之一，（猪肉价格上涨57.1%）。具体来看，猪肉价格、肉禽价格、水产品、蛋类是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动力。

但食品价格的上涨，显然单以央行的加息抑制是难以凑效的，它还有许多深层次的原因：

• 农村中许多青壮劳动力外出打工，留守的老人与孩子
• 城市扩建加速，市郊耕地大部分被毁

3、物流运营成本上升，过路费高企，油费攀升

4、极端气象条件、灾害频繁

综合来看，食品价格的上涨归之于结构性通胀。其又与农业部、商业部、劳动人事部、国土规划部、交通部、发改委甚至计生委都有关连。

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物价上涨是在总需求并不过多的情况下，而对某些部门的产品需求过多，造成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的现象,如钢铁,猪肉,楼市,食用油,等。

例如住建部2010年的通报说：违法违规用地总量仍然较大，部分地区和行业的违法用地还比较严重。2010年开展的土地执法检查发现违法违规用地3.42万宗，涉及土地面积73.35万亩，其中耕地27.45万亩，有13个省（区）违法占用耕地超过1万亩。国家和省级重点工程项目违法用地33.04万亩，其中耕地15.02万亩，分别占全国违法用地面积和违法占用耕地面积的45.05%和54.72%。交通运输项目违法用地面积33.93万亩，其中耕地15.62万亩，分别占全国违法用地面积和违法占用耕地面积的46.27%和56.89%。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封闭而独立运作的市场体系已经难觅，世界各国央行争相印钞推动国际商品价格上扬。例如输入性通胀，是指由于国外商品或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引起国内物价的持续上涨现象。输入型通货膨胀与开放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开放的程度越大，发生的概率越大。全球化促进了资本、人力、知识、技术在国际间的更快流动。而弱美元、强石油的格局形成，国际市场上的美元跌、则大宗商品上涨的现象，我国央行对此类现象的调控手段就很有限。而进口关税的高低，进口商品在国内销售价格的制定，甚至物流运输成本核算，这不仅涉及财政部、海关总署、发改委甚至商业部、交通运输部、物价局等一大批相关的机构。

以近百年来西方世界宏观调控的金融理论发展来看，凯思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理论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思想崇尚市场调节理论各领风骚，轮番登场，十年一轮回，但唯物辨证法给我们的启示是凡是皆有一个度，在看待央行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市场的作用上如此，在正确认识央行相对独立的地位与角色上亦如此。

三、

在国际上，央行独立始终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话题，毕竟一个国家在经济增长、币值稳定的大框架下，政府与央行的目标并不矛盾，只是在于其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上权衡而已。

    例如在日本，央行独立问题就曾经峰回路转、大起大落。长期以来，日本的大藏大臣对日本银行享有业务指令权、监督命令权、官员任命权以及具体业务操作监督权，但1998年4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修正《日本银行法》，将上述条款推翻，以法律形式确认日本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

然而在近期，新晋首相安倍却打起了干预央行货币政策的算盘，称政府将继续考虑修订日本央行法律，以确保日本央行持续放松货币政策。安倍在接受日本共同社(Kyodo News)的采访时说：“鉴于采取持续大胆的货币宽松的必要性，我一直都会考虑（可能的法律修订）”。“日本经济仍未能走出通缩和日元升值的泥潭，未来将采取大胆的货币策略。”1月28日，安倍晋三的施政演说

   英国央行的独立性亦同样富有戏剧性。在1997年5月，新上台的英国工党政府作出了改革英格兰银行的重大决定，授予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的决定权并成立没有政府代表参与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从而使英格兰银行摆脱了政府的控制，走上了独立化的道路。

去年10月，英国央行是为了扮演一个公主心目中独立公共机构，别出心裁地聘任47岁的加拿大人马克·卡尼从2013年夏天出任英格兰银行的下任行长。在英国经济久未从危机中复苏的情况下，一贯以保守形象示人的英格兰银行请来318年历史上第一位外籍行长，颇能吸人眼球。

   但是，英国央行目前的利率已到达历史低点，并通过量化宽松措施于近期向经济注入了3750亿英镑。上月英国央行行长金恩近期表态：“需要让英镑贬值！”英国央行在政府的压力下不时放出风声，必要时将推出更多宽松措施，不排除推出与美联储类似的宽松政策预期，从而推动英镑贬值。如此看来，所谓的英国央行独立性也是有限度的。

可以说，随着各国政客迫使央行用可以让本币贬值的措施来取代通胀目标，央行的独立性正受到削弱。

2013-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