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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牛人操刀主导的货币改革

     

 

 

  社会化大生产的特征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的专业知识、工作技能、社会阅历大都集中于某一特定的专业领域,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则认知较少,相对于其他专业的知识也较为贫乏。正所谓隔行如隔山。

  但是,专业技能的分工,专业知识的固化,并不等于要求人们终身从事某一特定的专业工作领域而不能越界半步,反而,历史上有许多青史留名的大事件,不少是跨界人士操刀主导的,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因为经济学本身就是集社会科学大成之大杂烩。

纵观历史,这些跨界牛人在关键时刻的振臂高呼纵身一跃,在一些值得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大书一笔的事件中或蟾宫折桂、彪炳千秋青史留名,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借鉴或启示。

美国的财政部长是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批准任命的,参议院的把关是倾向于专业技能或个人魅力则因人而异。历史上,美国财政部长大多有财政金融领域的工作经验,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们大多出自于华尔街的金融家,例如现任美国第77任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来自高盛公司。算起来,高盛作为华尔街四大投行之一,为美国提供了四位部长。但有些时候,总统宣布财政部长的人选时也会令业界中人大跌眼镜。可谓世事无绝对,唯有真情趣。在美国历史上就有两名著名的财政部长,他们在上任前连一天的金融工作都没有干过,然而,他们在任上却完成了美国历史乃至国际金融史上重大的里程碑式的货币改革。这些跨界牛人依其睿智与大度力排众议掀起狂澜,成就了一场堪称史诗般的金融大变革,为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想象与长长的思索。

 

一、农业专家摩根索

美元是当今世界上流通最广、使用最多的货币,美元的崛起与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和时任的美国财政部长相关。如今美国财政部的网站是这样评价他们的第52任部长的:摩根索作为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主席作出了他最重要的贡献。这次会议是战后国际金融的基石。大会的重要成果是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并将所有国际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又与黄金挂钩。 

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1891年5月11日出生于纽约州,他21岁的时候在康奈尔大学的农业系毕业,他对种植苹果的研究以及经营农业很感兴趣。开始经营农场。他的农场离罗斯福在纽约北部的海德农场附近,因此他与罗斯福经常聚在一起喝咖啡、切磋农作物种植经验,彼此无话不说,成为了好朋友。

1933年3月,他的好友罗斯福出任总统。同年的11月13日,久病卧床的财政部长武丁决定辞去公职,在寻找接替的财政部长人选时,罗斯福立马想到了昔日的邻居摩根索,他约摩根所单独谈话,摩根索对总统的提议目瞪口呆,毕竟自己在财政方面的经历与知识严重匮乏,颇感为难。罗斯福拍着他的肩膀说:“亨利,让我们再往前迈一步吧,一同做出更辉煌的成绩吧,相信我们的合作会很愉快”。1934年元月,摩根索被任命名为美国财政部长。

43岁的摩根索在上任初期就展示了他敏锐的经济头脑和高超的理财技能,为罗斯福政府筹划了490亿美元债券,并开创了由美联储购买美国财政部国债发行货币的先例,缓解了美国捉襟见肘的财政支出,为美国在二战风云突变的国际环境中繁荣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摩根索在国际金融史最伟大的贡献还是创立了战后国际金融货币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纪念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80周年的研讨会上,中国某金融大家曾在发言中说“摩根索在布雷顿森林大会上开幕致辞中的演讲,让我们在今天读起来,依然感受到他闪烁智慧火花的真知灼见以及高屋建瓴的维护国际金融持续稳定的光辉思想。”

摩根索与中国有颇深的渊源。他在那次布雷顿森林会议中,决定将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股份排名在美、英、苏之后的第四位,他说:这是中国人民抗战七年换来的地位!此外,他任职财政部长之初就委任他康奈尔大学的同学、时任南京金陵大学农业教授的布克为美国财政部的驻华代表。也正是这位布克介绍时任上海商业银行总经理的陈光甫给摩根索,并获得了高度信任。其后陈光甫受国民政府之托两次赴美斡旋,完成了中国抗日战争初期美国对华援助著名的“桐油贷款”和“滇锡贷款”,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1967年1月他来香港旅游,在香港上海商业银行的大楼顶层与陈光甫共进晚餐,他们眺望维多利亚港的夜景,回首往事、感叹人生。

1946年,从财政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摩根索重操旧业,回到了他心爱的的农场。1967年2月,他在纽约州的波基普西去世。

 

二、海军强人康纳利

美国第61任财政部长包登康纳利(John Bowden Connally Jr.)的身上洋溢着一股雷厉风行、敢做敢为的军人气息。康纳利1941年毕业于得克萨斯郑州大学,随即在海军服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先后转战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不仅亲身经历了扭转战局的日美海军中途岛决战,还在著名的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争夺战、硫磺岛血战、菲律宾反击战中荣立战功,获得了象征海军荣誉的铜芯勋章。 他在1946年以少校军衔退伍,凭借其曾经在枪林弹雨厮杀的从军经历和著名大学法律毕业生的专业水平投身政界,在1961年,被时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征招入阁,出任海军部部长,继续在他熟悉的万里海疆上排兵布阵纵横驰骋,在当年冷战冷战高潮迭起的年代,他充分展示了自己强悍的军人作风,

1961年8月,苏联为阻止民众逃往西德而仓促地修建了柏林墙,把美英法在西柏林的管辖区圈成了一块飞地, 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康纳利是当时内阁中主张强硬对抗的鹰派人物,在他的大力要求下,1961年,美国政府增加了15%的国防预算,增加了70艘舰艇入列, 并且扩张了海军陆战队。1962年10月22日,通过卫星侦查显示苏联已将一批核弹头运进了古巴,肯尼迪总统向全国发表演讲,披露苏联在古巴建立了导弹基地威慑美国, 康纳利作为海军部长,亲自策划部署了30艘美国海军军舰封锁古巴海岸。面对美国剑拔弩张的强势回应,赫鲁晓夫败下阵来,宣布将核弹头拆除运回苏联。

197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当选,为表现其亲和力,出人意料地任命了民主党人约翰·康纳利为财政部长。在美国,财政部长是内阁中仅次于国务卿的全国经济的大管家。国民经济的繁荣强盛,外交家在国际舞台上能够左右逢源,军事家在两军对垒中可以胜券在握,无不以国家经济发展为依托,是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财政部长就是美国经济的代言人。康纳利任命的消息传到财政部后,令众多的财政部官员啧啧称奇、顿感失落,叹之:“外行领导内行矣”!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认识这位新来的部长,这实在是一个从未在财经界任职的“异域入侵者”。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沃尔克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康纳利没有带任何人来财政部任职,他相信老员工。

康纳利的争强好胜与能言善辩为他在国际贸易与金融纠纷中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段子,例如在平抑美日贸易之间日渐扩大的贸易逆差方面,他直言不讳地对媒体说:“如果(日本) 他们不愿意接受艾奥瓦州的牛肉、佛罗里达州的柑橘和罗德岛生产的产品,那么他们最好准备在横滨的码头上,坐在丰田车里观看自己的索尼产品!

战后定下的美元双挂钩政策,伴随多年来美国的贸易逆差导致的黄金外流,困扰了艾森豪威尔、约翰逊、肯尼迪、尼克松这四届政府,康纳利无法忍耐这样一个温水煮青蛙过程持续下去。1971年5月28日,在德国慕尼黑一个银行家的午餐会上,康纳利敏锐地指出当前的货币体系存在明显而且紧迫的危险,这些事情关系到美国真正的长远利益,康纳利私底下对其幕僚嘀咕道,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召开一次国际货币会议去争辩是非是毫无意义的,“外国人打算压榨我们,我们的任务就是先压榨他们!”

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体系,但是该体系在20世纪60年代的弊端暴露出来了,美元定价过高所导致的连年贸易逆差、美国与西欧和日本贸易关系的恶化,逐渐形成了一个尼克松政府无法回避的现实:当初美国做出了以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承诺能否持续?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不是走进了死胡同。

1971年8月14日, 历史又翻到了在康纳利人生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他应召在戴维营与尼克松总统密谋一整夜后,次日,尼克松总统发表可谓石破天惊电视讲话,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美国和西方盟友多年来殚心竭虑地维护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顷刻间说没就没了,

天下大乱了,这规矩怎么能说没就没了呢?良心何在、信誉何在、市场经济的规矩何在?大国的责任与担当何在?彼时,除了法国中央银行在戴高乐的蛊惑下,刚刚将手中的美元从美国换回了20吨黄金,可许多的西方盟友们都没有准备好啊,大多数西方国家攥在手里的还是与黄金等价的纸黄金——美元。停兑的消息传出,立刻使国际金融市场停摆3天!在法兰克福的一次各国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聚会上,面对各国政府部长捶胸顿足懊恼不已,面对各大传媒的辛辣嘲讽与铺天盖地的讨伐,作为美国财政部长的康纳利顷刻成了众矢之的,一向能言善辩的他显得有点点笨嘴拙舌,情急之下大声吼道:“美元是我们的货币,那是你们的问题”。

这可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本来就是嘛!这个美元双挂钩的政策是当年农业专家摩根索小心翼翼地挂上去的,现在轮到军事强人康纳利快刀斩乱麻的脱钩,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三、久拖不决与当机立断

摩根索和康纳利,他们并不是什么有深厚金融理论与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官僚,但他们是实干家,靠的是胆识与魄力,责任心与意志力,在任上创造了史诗般的辉煌。   

金融业的领导者是否需要金融财政方面的知识,这既是一个问题又不是问题,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制定的法律条文规定,在金融机构担任董事长总经理一类要有若干年的金融、财政从业经验。应该说,曾经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内有过亲身体验与实践,干起工作来,或许能够得心应手放纵自如,但从未接触过这门专业的人是否也就找不着北了呢? 越战时期美国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统兵打仗了8年,退役后又代表美国财政部出任世界银行行长14年,这个工作越界夸度之大令人咋舌。麦克纳马拉曾经在1980年到访中国会见邓小平,并且亲自操持了历史上世界银行对中国发放的第一笔贷款。   

经年累月在金融机构里营营碌碌的从业者,常常为许多约定俗成的规矩所束缚,他们或追求“安全、流动、盈利”这三大目标去摆弄货币资产,或在借贷记账法的会计核算上追求那精确到万分之一的无差错的成就感。他们遵循墨守成规、稳健经营、小心撑得万年船的行业训诫,信奉“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处世哲学。可是一旦把他们推上宏观决策的大舞台,在是非曲直的拷问下,他们是否能够跳出世俗的小圈子,站的更高看得更远;是否能够担当重任,算得清那本更加宏大与壮观历史大帐呢?

  从历史上看,国际金融秩序的设计与维护,新规则的启用与变革,不需要那些目光短浅的专家小心翼翼谨小慎微的在旧体制中拾遗补缺,要的是因应形势的发展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的审时度势的操盘把舵。早在2010年,中国央行调研司就写出报告,指出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时机已到。但是10多年过去了,资本项目开放依旧止步不前、议而不决。如今在国际国内的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央定调要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的金融改革又到了历史转折的重要关。近期国家外汇局的陆教授在上海浦东论坛上透露出要把资本项目开放抓紧的5年构思,立马引来了某大学金融系贾教授扣上“专业水平低劣”的帽子横加指责,接着还有赵教授王教授李教授加入混战,他们对于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与时机貌似都能够自圆其说,都各有其理,这些自恃掌握了经济学精髓的业内人士总是在喜欢学术圈子里争论,喋喋不休纠缠不清。但是他们都忘记了重要的一点,市场经济运行有许多不确定性,完美设想与实际情况总有一段距离,错过了当机立断的时机,就要付出相应的机会成本。诚然,诸多专业大家对金融改革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与思想也属正常,但假如决策者们背不起骂名,不敢当、不作为,改革之船也就有搁浅停顿的风险。

法国的社会学家庞乐在其成名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写道:真正的历史巨变不是以其宏大和暴力让我们吃惊,文明的更新只是因为某些重要的东西变了,那些旧的思想观念、或人们相信恒古不变的东西变了。同样,过去美国人围绕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是是非非展开的货币变革论证——也在1960年耶鲁大学特里芬教授那个著名的“特里芬难题”抛出后而喋喋不休地争论中过去了11年,美国政府为此付出了国家黄金储备由(1960年)187亿美元下降到(1971年)102亿美元的机会成本。实践证明,要把金汇兑本位制的国际金融规则来一个天翻地覆、石破天惊的推倒重来,没有一个如康纳利般的大气魄大手笔的搅局者断不可为。

论及中国外汇管制,压力山大、关山重重。当经济发展迅猛、人民币升值趋势显著时放开,则有资本流入套利之忧;当经济发展趋缓、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时放开,又有资本流出逃遁之忧。是谓经济好时忧、差时忧,然则何时乐哉?或曰资本项目开放在本币升值时不宜、贬值时也不宜。那么何时适宜?

今天中国金融的改革,又到了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似乎还在等待着一位能够大刀阔斧,一蹴而蹴,一战成名的强势人物的出场。

 

2020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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