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该为挂在博客的这张照片写点什么。

这是一张前几年在华盛顿越战纪念馆（该地无遮无挡，或可称之为“园”）的留影：

暮春四月的美国华盛顿依旧寒风凛冽，我身后是一尊纪念美军当年在越南酣战的三位海军陆战队员的塑像。

塑像显然是精心策划的。他们的面孔（肤色）代表了美国人口里最多的三大种族：欧洲裔的白人，非洲裔的黑人，南美裔的黄种人。他们是美军越战部队的主体。

他们或许是在亚热带丛林的硝烟中走来，虽有目光冷竣，步履匆匆，却又是汗水与泥水混在一起，蓬头垢面，衣冠不整，甚至惊魂未定。塑像着力突显了环境的险恶、战争的残酷。

我沉思，如此丢盔弃甲的流寇形象、如此乌合之众的灰色造型、如此写实的战场雕塑，若放在我们国内是断不可取的。我们国内也有不少军人的塑像：战士们通常高大威猛、军容严整、勇往直前、视死如归。

同样令人惊奇的是，我的右前方，一幅陷入地表的、长约三百米的黑色花岗岩墙面上密密麻麻、整齐有序地刻满了美军在越战中阵亡与失踪人员名单：从士兵到将军、从伙夫到飞行员；无兵种、军阶之分，无种族、信仰之别，无出身高贵与卑贱之异。黑色的石墙上共凿刻了58256个人的名字,数据精确到个位。

真该感叹这纪念墙的设计师对真名实姓的追求、对统计数据的较真。

我忽然想起：“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你们的功绩与世长存”。这是远在地球另一面的、刻在莫斯科红场上的无名烈士纪念碑上的铭文。

同样，我们天安门广场乃至全国各地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大多也是没有烈士名字的。

这与其说是统计手段的疏忽，还不如说是我们“革命集体英雄主义”的体现：不求功名、勇于献身；争当无名英雄、甘做无私奉献。

其实，二战后出现的东西方两大阵营，不仅在人生观、价值理念、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异，在史学考究、文学创作，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也是有所区别的。

西方经济学长于定量分析，对某些经济现象多用数学模型推导；重视统计手段，以数据论理。例如多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屡次授予用数学模型解剖经济现象的践行者。

而上世纪30年代产生的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为首的东方经济学研究则侧重于定性分析。此类研究长于借助逻辑推导、抽象思维，摆事实、讲道理，小心假设、大胆求证。

统计学算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多年来，我国各地汇总的GDP之和比国家统计局核算的GDP总量还要多。祸起这GDP增长率与地方官员的晋升挂钩。

过去由于缺乏严谨的数字统计，造就了我国“大跃进”年代的那些个小乡镇亩产千斤、炼钢万吨的神话。

也曾经因某些方面我们的统计工作制度存在着重大的疏忽与遗漏，这是电影《集结号》撼动人心的原因。

常有这样的场景：少年先锋队员每年清明节到革命烈士纪念碑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敬献花圈。众人望着这高耸入云的纪念碑，除了看到那熟悉的几个苍劲飘逸的大字，再也没有什么了。孩子们那稚嫩的脸上写满了肃穆与惊奇，也夹杂着茫然甚至困惑。

而眼前的越战纪念“馆”可不一样。那刻有密密麻麻的阵亡将士名单的纪念墙下摆着小花篮与一些发黄的旧照片、悼念纸条；一个三岁的小女孩被他那眼眶缀着泪花的父亲高高地举起——在亲吻墙壁上的一个人名——那是他的爷爷。那些个美军阵亡将士的后代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他们的父辈、家族亲人的名字，他们会感到与历史的距离是那么的亲近，那样地触手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