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两岸尚未“三通”的十年前）

接到有关我将出席十一月份在台北举行的第三届金融业务研讨会的通知﹐我兴奋得好几夜没睡好。远在广西的母亲打来电话﹐嘱我带些红枣﹑龙井茶去看望她的九哥﹐我的九舅。

台湾﹐对我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自懂事识字时起﹐就在大街上随处可见“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标语。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首女声独唱的“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歌曲更是风靡全国。那时候感到台湾还真是那么遥望﹐虽说把台湾同胞比作“骨肉兄弟”﹐可谁家要是真的有亲人在台湾﹐那将是很可怕的事情﹕株连九族﹐倒霉透顶﹐政治上受歧视﹐一辈子也别想翻身。还好﹐尽管母亲家族在乡下是大户人家﹐兄妹多。我的档案里也因此被鉴定为“社会关系复杂”,可我却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亲人在台湾。直到90年代初来深圳后﹐母亲才告诉我﹕有一个舅舅在台湾﹐最近联系上了……

当飞机在台北中正机场急促降落的一霎那﹐我的心随着着地抖动的飞机猛然一震﹐这是台湾吗﹖我不安地向弦窗外望去﹐试图看到想象中的装甲车﹑荷枪实弹的士兵……可是我什么也没有看到﹐其景色与国内的一些沿海机场无异﹕绿色的田野﹑朦胧的远山。只有当我步出机场﹐看到建筑物上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时﹐才醒悟般地喃喃自语道﹕这可不是做梦﹐真是到了台湾。

在台北晶华酒店两天紧凑的业务会议很快就结束了﹐按入境许可证的限定﹐我必须在第三天乘下午6点的香港飞机离境。

早晨七点﹐台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襄理亲自驾车﹐送我到位于台中的彰化市去看我的九舅。

汽车在横贯台湾南北的高速公路上飞驰﹐车内的CD机正在播放台湾歌曲《橄榄树》﹐低回的旋律令人伤感。我想起我妈说﹕九舅是抗战初离家从军的﹐后抛妻弃子去了台湾﹐音讯全无。其留在家乡的妻子已重新嫁人﹐唯一留在大陆的儿子则受牵连被发配到了新疆。后来又得到的消息是﹐舅在台湾重新成家娶了一位国中语文教师﹐生有一子二女……现在令我感兴趣的是﹐舅是如何孤身一人在台湾安身立命﹖他目前状况如何﹖他想家吗﹖中国有句老话“树高百丈﹐落叶归根”﹐而舅已经是81岁高龄了。

时近中午﹐彰化市到了。与我想象中的车水马龙的市况大相庭径。不大宽的街道边上稀梭停放着一些小汽车和摩托车﹐行人很少﹐街两旁的店铺甚至有些冷清。来到电话中约定的见面地点﹐我一眼看到前方街道旁孤独地站着一位老人﹐是九舅﹗

舅见到我后很高兴﹐说我是来自家乡的第一位到台湾看他的亲戚。我注意到舅的身体比我想象中好﹐背有些驼﹐但目光犀利﹐走起路来很稳。舅母则显得年轻﹐后来得知其今年刚退休﹐子女都已成家搬出另住。

舅留我们吃了午饭﹐我一再诱导他讲一些自己经历或拿一些过去的照片出来开开眼界﹐他推辞再三﹐最后终于进屋拿照片去了。我听到舅母悄声说﹕他不愿和你们提过去的事，你们年轻人是不会明白的。

在那些发黄的黑白照片里﹐年轻时的九舅身材高挑﹐着校官军服﹐腰系手枪﹐很是威武。那些照片里的国军跟我看过的电影里一模一样。舅指点到﹐有好几张是与蒋纬国将军的合影。

舅的简况大致如下﹕抗战爆发后﹐正在上高中的他立志报国从军﹐与几位广西同乡离家扒火车辗转千里﹐渡湘江﹑越洞庭湖﹑乘船逆长江直上抵重庆。1940年在重庆中央军校（即原来在广州的黄埔军校内迁后更名)毕业后分配到蒋纬国统领的国军装甲部队﹐随军转战南方数省。参加了对日作战中着名的崑仑关战役﹑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等大的战役。曾两次到英国验收援华坦克及其他装备﹐1948年奉调先期来台。

我看过不少气势恢弘的战争题材的电影﹐相信眼前的九舅就是那些经历了大喜大悲﹐经历了八年抗战的艰辛和日本投降的喜庆﹐经历了中华民国在大陆由盛而衰的蜕变﹐见证了中国现代史那些波澜壮阔的大场景﹐目睹了那些短兵交接﹑两军对垒﹑千军万马搅在一起昏天暗地地撕杀﹐看惯了那种哀鸿遍野﹑尸堆成山﹑血流成河的悲壮场面的老军人。

似往事如烟般地随风而逝﹐如暴风骤雨之后的宁静﹑平淡无奇。在饭桌上﹐舅更津津乐道的是他来台及退休后游历欧美各国的趣闻轶事。毕竟战乱纷争已离他远去﹐而他经历的那些血腥的往事对于我们来说则更是显得恍如隔世﹐十分渺茫。

如果说﹐人生如戏﹐那么于一出大戏所必经的序曲﹑发展﹑高潮﹑尾声四大段而言﹐舅现在无疑是处于尾声段了。人生易老﹐转眼就是百年﹗

古人云﹕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而舅却表露出暂不想回大陆家乡探望的念头﹐似乎他还有什么难言之隐。

在告别九舅﹐乘车向机场飞驰的路上﹐我想﹐今日一别﹐又将咫尺天涯了。

在飞机起飞前的半个小时﹐候机室电视里正播放台湾“行政院陆委会”讨论通过明年春节允许大陆台商包机直航返台探亲的新闻。

夕阳西照下的黄昏18点40分﹐香港国泰航空公司的班机载着我腾空而起。再见了﹐宝岛台湾﹗

2002年12月12日

             王幸平  Tel: 13802211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