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新冠肺炎疫情诱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给了我们近距离观察谁是真正的储备货币的一个极好的机会，这一次，又出现了美元荒的全球现象。

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后，美元成了国际储藏货币，各国央行、各国贸易商对美元的追逐在1946年达到了顶峰，第一次美元荒的出现，以及其后数次反复出现的美元荒，严重地影响了国际贸易的开展。

虽然现在是信用货币时代，是纸币信用时代，强制流通下的纸币由发行货币的国家信用支撑。但是纸币的各种货币功能也同样各有所侧重，此消彼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球所有货币的总外汇储备增至11.4万亿美元，其中美元61.7%，欧元20.7%，日元5.2%，英镑4.4%，人民币1.9%，加拿大元1.8%，澳元1.6%，瑞士法郎0.15%，其他2.48%。

换言之，世界各国央行在选择储备货币、利用货币的贮藏手段时，美元首当其冲。

疫情来袭，全球金融市场掀起资产抛售潮，各国央行为保存流动性竞相争夺美元，这导致美元强劲上扬，兑所有主要货币一路走高，美元指数创出接近103的三年新高，美元成了流动性最佳、保值增值最强的头号货币。

黄金是否还能保值增值

一个真正的、体现各种职能手段完整的货币是五大功能的统一体，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货币的这五项功能通常是相互影响、相扶体现、共生共存的。

商品因货币价格的飙升可以保值增值，那么纸币本身能否保值增值？

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金汇兑时代，黄金是最重要的增值保值货币的替代品，即便是在今天，货币与黄金脱钩了，拜金主义者依旧大行其道，世界上最大的黄金买主是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还有土耳其和哈撒克斯坦。

但是西方一些国家的央行对黄金则有不同的看法。例如瑞士2014年11月30日曾经就提高黄金储备动议举行全民公投， 这项名为“挽救瑞士黄金”的动议提出，瑞士央行货币储备中的黄金份额至少提高至20%，储备黄金不许出售且必须在瑞士本国储存。为达到20%的黄金储备比例，瑞士央行应在未来5年内购买1500吨价值700亿瑞士法郎（约合725亿美元）的黄金。结果显示，77%的投票选民反对这项动议。

  再如，早在1960年代中期时，加拿大就持有约1000公吨黄金储备。其黄金储备在1965年达到顶峰，包括金条和金币在内，该国当时共持有价值11.55亿美元的黄金。自1980年起，加拿大政府开始“逐渐地、有控制地”出售黄金储备，并将所得收益投资于有利息的外币资产。截至1985年，加拿大一半的黄金储备已被出售。从1990年代到2002年，所有剩余的黄金也基本被出售完毕。其最后一块金条在2003年12月份被出售，剩余的高质量金币到2014年1月份也出售完毕。

   一个观点是，在经历了货币-非货币的循环后，黄金已经丧失支付功能，也不是生息资产，甚至还得倒贴储存费用，所以各国储备黄金的意义等同于贵金属储备。

这次疫情冲击下，国际黄金市场连续暴跌，2月29日曾经大幅收跌近5%，是2013年6月份以来的最大日跌幅。纽约商品交易所4月交割的黄金价格下跌75.80美元，跌幅为4.6%，收于每盎司1566.70美元。交投最活跃的合约也录得约5%的周跌幅，为自2016年11月11日当周以来的最大跌幅。

中国的货币储备仍以美元为主

货币的储藏功能是货币的价值尺度的延伸。

货币当前的价值体现可以看作是现在进行时的交易手段，未来的价值使用可以认定为将来进行时的兑现。当某一种货币当前的价值小于未来的价值，则该种货币能够保值增值。换言之，货币的储藏功能为正，反之为负

本身没有价值的纸币在流通时代的货币储藏功能又是极为脆弱的，假如政府对货币发行的操控毫无节制，不合时宜的币制改革，可以使百万富翁一夜之间消失。

比如欧洲美元的产生原因之一，在于当年的前苏联政府出于对美国冻结其金融资产的担心，将手中的美元存款挪到了伦敦、法兰克福等第三方银行存放，因此产生了一批游离于美国政府监控之外的、在欧洲金融市场上自行其是自成体系的欧洲美元。

中国改革开放后实施的外汇政策较好地解决了贸易出口中的销售产品利润的问题，国内企业在外汇管制下实施结售汇制度，企业把赚取的外汇通过结汇，暂时交给国家保管，使用的时候通过银行售汇拿回来。

中国选择何种币值能够稳定的货币至关重要。毕竟“结售汇制度”的本质是创汇企业把手中的外汇暂时交给国家保管、要使用的时候就应该能够完璧归赵般地拿回来，但是假如该企业用1:6将美元结汇给了国家，等到企业要需要用外汇的时候，却要按1:8的汇率用人民币买回来，那么它就亏大了。国家结售汇的信用就丧失了。因此中央银行有责任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而汇率稳定前提是选择那些具有可靠的储藏功能的硬通货。

在此次疫情的冲击下，中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外汇供求保持基本平衡，外汇储备货币以美元为主，也有少部分分散在其他币种上。但美元指数走强，部分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汇率下跌，导致一些主要国家资产价格出现大幅调整。

据上周末国家外汇管理局发言人称：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有所下降。一季度外汇储备减少473亿美元，而2020年初为31079亿美元。显然是那些非美货币贬值造成的损失。计算可知，非美货币仅仅占中国全部外汇储备总额的6%左右。

高息维稳人民币

一种国际货币被各国的政府和贸易商广泛青睐，充当储备货币，其对货币发行国而言，重要的、首当其冲的好处是货币发行的成本很低，以至于能够收取货币价值与货币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利润，又称铸币税，同时又提升该国的软实力。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当一种国际货币被抛售或者被大量的吸纳，两者之间的临界点是在汇率与利率的比较中获得平衡。当下，通常负利率的货币背后是其币值的坚挺。换言之，持币者预计该种货币的汇率稳定乃至升值可以覆盖持有该货币的票据利率的损失。

2019年底，全球负利率债券的规模超过17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约20%，以及全球投资级别债券的30%。日元、欧元、英镑的国债负利率现象，在于这些国家的央行通过利用较低的利率，甚至负利率打造一个弱势货币，以维护本国经济的出口竞争力。 但这些国债依旧得到市场青睐，则在于购买者在平衡利率与汇率之间来决定取舍。2019年末，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发行了三个月期的企业债券，其收益率仅为0.0000000091%，这意味着投资机构用10亿日元买入上述债券后，持有到期日10亿元仅仅能够拿回1日元的利息，但是这样的债券居然也能发出去，这主要得益于机构投资者对日元币值稳定、甚至升值的信心。

目前，我国的人民币活期存款年利率为0.99，而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已经降到0-0.25，相比之下，人民币以固定收益取胜。

截至2019年12月，中国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总量增加至6.41万亿元，较2018年末增加15657.01亿元，同比增幅达32.3%。境外机构对人民币债券的持有，主要集中在国债（59%），其次是国家开发银行债券（23%）与同业存单（11%）。

我国人民币之所以对境外机构产生盯盘的吸引力，在于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对美国国债存在利差，据测算，以2019年底中国十年期国债为例，在扣除汇率风险对冲操作成本后的实际收益率将达到2.55%，较同期美债与德国债分别高出大约80个基点与260个基点，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只需动用1.5倍的资金杠杆进行投资，就能实现年化3.4%的收益目标。

各国央行谨慎应对危机

各国应对此次疫情，基本上是“放水”与“派钱”，或者是“稳外贸促出口”的套路。

其一是近期，美国、欧洲、英国、日本等经济体央行步调一致，实行疫情期间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二是各主要国家对企业的信贷支付援助和各种形式的生活救济。这些财政刺激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其货币的购买力外溢是不言而喻。例如美国给民众派钱，民众在当地超市购物，而超市则通过世界贸易商在全球采购商品。因此，货源持续充足，美国的物价并没有上涨。同时由于美元的升值，以至于美元的单位购买力在国际市场大大提高。

实际上，美国此次应对危机几乎使出了所有的货币政策工具，唯独没有干预汇率，概因美元越是走强，美国政府就越有利于利用汇差进行全球压价采购商品。毕竟“货币政策外溢”的本质就是“货币购买力的外溢”。

但新兴市场国家一般不向本国民众发钱，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币值取决于该国的商品在国内市场的供应量，这些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购买力竞争力。如果在国内大肆派钱，流通货币多了，实体经济减了，这一增一减对应的结果应该是物价上涨，则会导致本国货币的堰塞湖，拉高了本国的通胀。而这些国家要进口抗疫物资，只能使用其宝贵的外汇储备。

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贬值，则起到“抑制进口鼓励出口”的作用，政府号召复工复产加紧生产，大力出口创汇。形成了对国际贸易的扬出抑进的局面。

于是，软通货国家要稳外贸促出口，大力生产出口商品。硬通货的国家居民可以居家隔离，使用本国货币在世界市场上购入抗疫物资以及生活必须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