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北部湾发生了著名的美国军舰遭遇越共海军鱼雷艇袭击的“北部湾事件”，随后美军开始对越南北方实施报复性的狂轰滥炸，战争升级。接着，在毛泽东有关“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的指示下，我国高层决定由军队与地方联合成立北部湾战略指挥部，由当时的海军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中将任总指挥、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国清出任政委，进行援越抗美。同时，在广西南宁市还成立了以运送军用物资为主要任务的援越抗美前线指挥部，并将酝酿两年多的广东省沿北部湾一带的几个县市划归广西管辖，以便更好的协调我国与越南有边境相连省份（粤、桂、滇）的援越抗美行动。

 

一、钦州专区

 

1965年6月，国务院正式宣布决定，将原来属于广东省湛江专区沿着北部湾一线的东兴、钦州、合浦、灵山县，北海市（县级市）划归广西管辖，加上南宁专区的划入的上思县，成立钦州专区。这样，我国直接与越南有边境接漾的省份由三个降为来两个。而广西也因此有了出海口，变成沿海省份，更便于统一指挥、调度我国支援越南的战略物资的海陆运输。

 

据文献记载，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在1965年7月15日发出文件，对新成立的钦州地委和钦州专员公署领导班子进行了明确分工，并对其管辖的行政区域进行了划分与工作部署，同时宣布钦州地委和钦州专员公署机关将于8月1日正式对外办公。

彼时，新成立的中共钦州地委以及钦州行政专员公署的所有干部分别从广东的湛江专区、广西的梧州专区、玉林专区、南宁专区、桂林专区抽调。而笔者也就是在1965年的国庆节，跟随手执调令的父母从桂北山区一个挨近湖南的小县城——富川（县委）来到钦州了，而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钦州地委、钦州专区的机关干部子女，被当地民众统称为“地专仔”、“地专妹”。

        记得当年我们一家从富川乘汽车到桂林住了一晚、再转乘火车到南宁小住两天、再改乘汽车花了一天时间于旁晚来到了钦州。

        我从操西南官话（桂柳话）的广西最北部来到了以粤语方言为主的广西最南部，印象深刻的是钦州县城在当时是只有三条大街的方形小镇，长约五、六百米的“一街”、“二街”、“三街”横向并排，中山路与人民路纵贯两侧，清澈见底的钦州江绕县城缓缓流淌经龙门注入北部湾。

       钦州县距越南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令人感觉这是一个有抗美前线浓郁气息的边防小镇，大街上伫立着绘有解放军战士将炮弹推入炮膛动作的“敌人磨刀我们也磨刀”的宣传海报以及“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大幅标语牌；蔚蓝的天空中不时有喷气式飞机划过留下的长长的烟雾轨迹，并伴有隐隐约约传来的隆隆炮声。我转学进了钦州镇第二小学入读二年级，班上同学中还有许多同时转入的来自钦州军分区的干部子弟，当地民众统称他们为“大军仔”——这里的“大军”显然是指15年前钦州解放时，老百姓对那些那人多势众浩浩荡荡的“解放大军”的简称。

       后来得知， 伴随钦州专区成立、同时于1965年8月重组的钦州军分区是全国手握重兵的三大军分区之一，下辖有7个县、市的正团级武装部，还有合浦独立师、涠洲岛112守备团，北海船运大队，西营炮团、东兴边防检查站等多个重量级驻军单位。

 

二、中越关系

 

这是现今留存的唯一一张当年钦州地委与行署领导班子合影的照片。第二排左起第三人（居中者）为首任钦州地委书记霍俊峰、第五人为首任钦州专员公署专员林中。照片摄于1966年2月新春佳节，即钦州地委及钦州行政专员公署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

 

图中的两位穿西装者为越南贵宾，他们来自越南北方与广西有边境接様的广宁省，分别是越共广宁省委书记和广宁省省长。

 

越南也有过春节的习俗，尽管当时越南北方炮声隆隆、战火纷飞，但他们还是带着年货到歌舞升平、年味十足的“大后方”的中国走“亲戚”来了，此次行程是特意联络拜访一河之隔的新成立的钦州专区的党政领导班子。据亲历者回忆，他们带来了一些越南的土特产，诸如麻糖、年糕、糍粑以及一些竹编、藤编的小工艺品。

 

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越两党、两国的关系的确如我国陈毅外长在其诗中所描述的那样：“越中情意深、同志加兄弟”般的亲密，两国的边民可以随意地在崇山峻岭间并不明显的边境线上自由往来、探亲访友或耕田劳作。而广西东兴县与越南芒街镇相连的北仑河大桥口岸也异常的宁静和谐，当年两国的公务人员往来是不必履行持护照办签证入境的繁琐手续的，只要在己方口岸的边防检查站办公室与对方的口岸检查站电话沟通一下，当场开张通行证即可放行。一位60年代曾经在东兴镇上幼儿园的朋友曾经告诉笔者， 1963年的某一天，在广宁省视察工作的越共领袖胡志明主席突然心血来潮，命令司机驾着吉普车越过了中越边境大桥，两国的边防官兵都认识胡主席，一路放行，这辆苏式“嘎斯69”小车直接驶入我方的东兴县幼儿园，胡主席拿出随车带来的糖果饼干分发给园内小朋友们，并与大家合影后离去。两个小时后，在乡下检查工作的东兴县委书记与县长闻讯骑单车赶来，但见胡主席的小车已经驶离中国，回到越南一方了。据说胡主席终身未娶，没有后代，因此他非常疼爱小朋友，在视察工作时，幼儿园是他喜欢去的地方之一。

 

三、干部着装

 

图片中，这两位穿西装不系领带的越南高级干部，像极了我国改革开放初、在国内生意繁忙且劳心劳力的包工头。实际上，越南长期遭受法国的殖民统治，因此越南民众生活中受西方影响的因素较多，从图中可见，西装在当时已经是越南政府干部着装的标配。

 

而在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我国干部公务活动的正装显然是中山装，从图片中可见，站在越南朋友边上的钦州地委以及行政专员公署的领导干部们是清一色的中山装配白衬衣。

 

文革开始后，我国干部们的中山装被绿军装所取代，在1966年5月1日，连国家最高行政首长刘少奇、周恩来等政治局常委也全部是身着绿军装、陪同穿军装的领袖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被海外媒体称之为“中国的军政府时代”。

 

上行下效，加之当时红卫兵运动的推波助澜，由此引发的社会潮流是穿绿军装。很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是有一套象征革命的绿军装和一顶标志红色血统的泛黄的旧军帽。

在当时的革命电影里，例如《反击》、《春苗》中那些养尊处优、代表既得利益阶层的反派人物——例如“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都是以大背头的发型、领子紧扣的中山装的标志性道具出现；而那些饱受压制、勇于造反的革命小将穿的则是一身泛绿的旧军装——领子敞开、袖子挽起露出白衬衣。

再且，海峡彼岸的台湾国民党大员向以中山装为革命正统标志加身，颇为碍眼。是故为彰显敌我势不两立之态，迎合文化大革命之反修防修精髓、革故鼎新。由是之，中山先生的中山装在大陆民众的着装中逐渐被冷落与淘汰。

 

中山装被摈弃后，我国基层干部的正装就自然而然地转换为仿解放军65式军装干部服的“国防装”，这些在文革10年间流行的千篇一律的“国防装”的颜色以草绿色和深蓝色为主。下面这张照片摄于1978年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典型地记录了十年“文革”期间我国干部着装的真实状况。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改革开放后，引进外资、西风东渐，我国党政干部们出席盛会的标准着装又被西装所取代，并与公众场合着夹克衫辅之。中山装随之退出标志着干部身份的历史舞台。

 

如今在喧哗嘈杂、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偶遇气定神闲的穿中山装者，你我或可妄定其要么为饱读诗书的国学大师、要么为一肚子坏水的江湖骗子。

 

四、军人地位

 

在图片中，稍后排靠边站着的唯一位现役军人，他是当时的钦州地委委员、钦州军分区的王政委，从其在图中——官方外事活动正式场合中所处的位置看，军人在当时地方政府中的地位不算太高。

 

然而也正是这张照片拍摄后不到3个月，十年“文革”动乱开始，全国各级政府机关相继瘫痪，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共钦州地委以及钦州行政专员公署领导班子在1966年5月宣告解散。

 

彼时，毛泽东发出了在全国实施“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的伟大号召，大量现役军人参政。他们被派往各级政府、机关、企业、团体的领导班子里，军人从政达到了顶峰。笔者在1970年代中期就读的广西钦州农业学校附设中学里，也有一个受人敬仰、位高权重的来自钦州军分区的军代表冯科长。

 

而图片中靠边站在钦州地委大员后面的军人王政委也走到了前台，出任新的中共钦州地委书记。

 

1980年代的“拨乱反正”开始后，参政军人陆续退出了各级政府的领导岗位。例如在中共最高领导层面，自15届中央委员会起，政治局的七名常委中，已经没有穿军装的现役军人的身影了。

 

五、干部子弟

 

照片中出现了三个系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以及一位抱小孩的女干部出现在政府接待外宾的活动中。据了解，他们是钦州行署林专员的夫人、钦州地委委员赵明坚女士及其子女。当时，这几个小孩正在地委大院中玩耍，看到有自己父母与人合影照相，他们就挤了上来，也留在了这幅历史照片中。

 

“干部子弟”在那个年代是较为独特的一个群体。他们有与生俱来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自豪感，他们有出身正统革命家庭的优越感，他们有“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荣誉感，他们在生活中与普通民众的孩子有隔阂。曾经有一些媒体将他们与清末的“八旗子弟”“纨绔子弟”相提并论，毛泽东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1967年的一次中央会议提出要领导干部们看一看《触詟说赵太后》这篇文章，给那些娇生惯养的“干部子弟”们敲响警钟。实际上，“文革”开始后，随着他们掌权的父母受到冲击，他们也经历了一番刻骨铭心的“三大革命运动”的洗礼，尽管如今在我国的各级政府领导岗位上，依旧有一些脱颖而出的干部子弟中的佼佼者的身影，例如站在照片中的林家老二林秋慧就曾出任广西高等法院的副院长；但另一方面，许多干部子弟在他们成长的年代颇受“走资派”父母命运遏转的牵连，以至于其中的许多人连大学都没能上，他们甚至在基层厂矿、农场的普通岗位上工作了一辈子。

2015年10月1日国庆节，借庆贺中共钦州地委以及钦州行政专员公署成立50周年的日子，由当年的钦州地委霍书记的大儿子牵头，联络组织当年地委大院的发小们搞了一次聚会，三百多名当年的“地专仔”、“地专妹”从全国各地赶来相聚一堂。但见往昔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英俊少年，如今皆为步履蹒跚、白发苍苍的长者，彼此间或把酒言欢、或长吁短叹，又感慨万端、不胜唏嘘，甚至相拥一团、喜极而泣。

 

在如今的招工招干登记表中，家庭出身一栏已经没有“革命干部”选项。同样，“干部子弟”的称谓也渐渐被人遗忘。但当今社会，凭藉父母的名望与权力的庇荫，在生活工作中获取利益佔得先机的晚辈后生还是有不少的，人们将其戏称为“官二代”。

 

2018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