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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币等级的划分
 
在商品的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市场中,通常是按商品价格高低以及品质优劣来进行等级化分的;而货币作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其也是可以参照商品划分的标准来进行优劣、高低、好坏、客户满意度来进行等级划分的。例如历史上,货币流通领域研究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格列辛定律,说的是在金、银本位制条件下,将铸币中含金或银量的纯度作为标准,以此区分流通中的货币的优劣——良币被追逐收藏、劣币被抛弃于市。又称劣币驱逐良币规律。
 
现今的纸币如何划分优劣?拿不同的经济制度与不同的市场体系中的同类商品来进行比较是不合逻辑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商品不能自由流通,其价格就不能相互比较;冷战时期的西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自由兑换货币与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卢布记账货币体系,这些处于两种金融市场之间的货币购买力很难比较。但如今,经济一体化已经是全球趋势,国际货币自由兑换了也是大势所趋。在WTO框架下,同一样东西在相同的市场环境里,在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大前提下进行竞争;所有的自由兑换货币在同一个世界金融市场中交易,依照各种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交易结算兑换投资储藏中受追逐的程度,就可以对其进行优劣等级划分了。
 
上世纪的70年代,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旗从国际政治的观察角度将国际货币划分为四个等级:中性货币、顶级货币、宗主国货币以及协商货币。在他的这个排序上,“中性货币”是市场自由选择的第一货币,这与他崇尚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思想有关,因为他认为即便是号称“顶级货币”的某种货币,却是加入了国家干预的因素,而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宗主国货币”以及“协商货币”则是靠依附宗主国力量援助的殖民地货币或通过游说强国施恩才能立足市场的末流货币。
 
本世纪初,从事国际政治、外交研究的美国学者、耶鲁大学教授科恩提出了颇有形象思维的模式货币等级划分:顶级货币、贵族货币、精英货币、平民货币、被渗透货币、准货币、伪货币。他这样的等级划分既融合了此前苏珊.斯特兰旗的国际货币划分等级,还参照了政治经济学里相关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其“贵族货币”、“精英货币”、“平民货币”是借用等级社会的三个层次的人群标签,而“被渗透货币”、“准货币”、“伪货币”则是从货币发行流通职能的角度对其考察而给出的等级标准。
 
事实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应该可以说,国际货币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实力在国际市场上表现。美国学者卡拉.诺洛夫(Norrlof)在2014年提出了“货币实力”基于四个指标:GDP、贸易量(出口和进口)、资本市场(包括开放程度)、净国防开支。科恩将其概括为:经济规模、金融发展水平、对外政策关系以及军事影响力。而罗伯特.蒙代尔一言以蔽之:伟大的国家拥有伟大的货币。
 
尽管从来没有什么国际权威机构发布任何国际货币等级的排名序列,但是在现实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际贸易的参与者,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货币市场,一般是按国力强盛度、经济扩张度来辨别某些国际货币的地位,也就是依据国际综合实力来划分货币等级的。毕竟,一个国家的自由兑换货币就是该国的国际地位的表现。
 
在当今,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大约有如下几种公认的硬指标:
 
世界各国的GDP排序
世界各国进出口总额的排序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二十国集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的组成货币
 
诚然,默认的国际货币的强弱等级划分通常是按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地位及实力地位排序的。例外的是,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但俄罗斯卢布却沦为三流货币之内的弱势货币。二十国集团中的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货币,在去年曾经巨幅波动,有的贬值幅度甚至达到45%,这些货币也为国际贸易的参与者所回避。
 
中国也同样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GDP排名世界第二,国际贸易量排名第一。按照swift的统计,人民币的交易量在第5、6名中徘徊。但这是由于中国作为一个独立核算的经济体量决定的,人口多、基数大、国内的贸易量大。例如人民币的国际贸易结算量80%集中在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之间的跨境贸易,其余的20%则较多的分布在中国内地与周边小国家的边境贸易零碎贸易里。从交易的对手方看,人民币的国际贸易交易双方又多以中资企业为主,换言之,这只是中国国内贸易货币结算的一个外溢现象,我们非常谦逊地把它称之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这也是名副其实。
 
2、货币等级的评估
 
在外汇市场上,通常有一种公认的货币作为外汇交易的核算货币,它又被称之为中心媒介货币。在实际的外汇交易中,任何国家的货币与其他的国家的货币进行外汇交易时,均首先将这两种货币的基本单位与中心媒介货币进行对比,即是将这些货币与中心媒介货币的汇率进行比较得出交叉汇率,然后进行交易。例如,1加元等于多少英镑?要先将1加元和1英镑分别等于多少美元计算出来,然后再直接将1加元和1英镑代表同一货币(美元)的价格进行兑换。
 
由于顶级货币所具有的衡量各种货币价格的标杆作用,各国货币当局为了稳定本国货币的地位,通常选择正式或非正式的盯住顶级货币的汇率管理体系,而这种盯住式的汇率是否稳固,也就决定了这些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
 
一个货币的国际地位的等级在于它的汇率是否稳定、在于它的购买力能否持续上升。国际货币的购买力比较的参照物就是它的价格,但这个价格必须是在自由买卖的状态下的由市场决定的价格,这个市场价格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各种货币之间的实际地位的变动,又称之为货币价格的变动
 
依据经济学商品的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的表述,一国货币与他国货币的优劣比较是可以量化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汇率。各种货币的国际购买力可以通过与顶级货币的汇率比较得出两种汇率标示的报价方法,即直接标价法与间接标价法。
 
一种货币的国际购买力的高低,受其国际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汇率制度的选择与管理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也是国际金融界专家们孜孜以求探究不止的现实问题,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引发的货币战,到二战后以固定汇率制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又到1971年8月15日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至今的国际货币自由浮动的现在,经济学家们对货币汇率稳定的研究、对货币锚的选择,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进行了无穷无尽的探索,各种方案迭出。金本位制给人们对1960年代的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但是回到金本位制是不可能的,黄金作为货币锚虽然稳定,但是其产量赶不上实际货币发行量的变化。
 
在当今浮动汇率制下,主要货币就被动地充当了次要货币的锚,也充当了其他所有货币变动的参照指标。世界上各国对汇率制度的选择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直接锚定,即本国货币与某种关键性的顶级货币挂钩,有的国家甚至容忍这两种货币在国内同时流通,例如中南美洲、东南亚的一些小国的双重货币制度:美元与本国货币都是官方认可的货币;或者干脆说本币是美元的衍生品,例如香港的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另一种是秘而不宣的对顶级货币的间接锚定,即一个国家拥有相当数量以顶级货币为主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是以顶级货币和一流货币构成,当本币汇率发生较大的波动时,该国央行当局就会通过手中的外汇储备对汇率市场进行干预,使本币汇率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避免其对该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在资源匮乏的年代,资源货币几乎等同于顶级货币。例如在战后74个国家参与制订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国的黄金库存占全球黄金库存的80%,黄金等同美元是协议的重要条款,美元等同纸黄金是无可置疑的,同样是产金国的南非货币,苏联的也是产金大国,卢布的含金量也是很高、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也是很强的。1973年的中东石油危机爆发后,诸多产油国一致行动提高美元价格,赚取了大量的美元外汇,带动这些石油国家的货币异军突起,同样澳洲的矿产资源货币,加拿大的新西兰的等等资源货币也是不容忽视。
 
诚然,资源货币可以跻身到很高的货币等级地位,但是它与顶级货币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是货币发行者的区别、是管理这些货币的国家政府之间的区别。例如,石油资源非常丰富的委内瑞拉,货币汇率在2016年以来直线下坠,国内的通货膨胀率高达几百倍,经济几乎崩溃。因此,资源丰富的国家货币并不等同于货币币值的坚挺,还要看这些资源能否合理的开采和利用。
 
3、贸易商对优质货币的追逐
 
优质货币与优质商品类似,人们追逐价廉物美的商品,同样需要价优质高的好商品。对优质商品的追逐也可以体现在对优质货币的追求上。
 
在国际贸易中,不同的国家间的进出口商在进行国际贸易结算时,其对结算货币的选择是一个颇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例如甲乙两国的贸易商做生意,假如甲不愿意收取乙国的货币,乙方也不喜欢接纳甲国的货币,他们就必须事先协商,尤其是必须在贸易合同上标注结算货币的名称,这是商业合同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对任何出口商来说,选择本国货币计价可以避免汇率风险,因为其账户收支是以本币记账的。同样,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进口商是另一方,他也希望在进口商品用其本国货币计价结算,支付本国货币给对方。于是,进出口双方出乎利益考量,都站在自己的一方在货币选择的问题上讨价还价,协商的结果,要么使用其中一个国家的货币,或者彼此互不相让,达成貌似公平合理的条款——使用第三方的货币。这就体现了贸易商对优质货币的追逐或者是国家管理当局对高等级货币的认可。
 
换言之,任何非顶级货币的国家在进行国际贸易时,涉及到一个如何方便的使用某种结算货币——对双方来说都能够接受、都能够大致相对公平的问题。例如中东石油最大的销售地区是欧洲,但中东国家与欧洲进行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既不是欧元,也不用中东某个国家货币,而是使用第三方的美元结算。这里有两个原因, 其一,使用美元结算是约定俗成,因为国际石油市场的原油是用美元标价的;其次,中东国家通过出售石油而换取的美元,可以拿来更加方便的在世界各地采购商品、甚至直接购买美国的武器。
 
从实践上看,物理学上的运动惯性在经济学里也可以得到体现,就是说,那些早就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占据了一定市场份额的货币,具有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所说的“先行者优势”,即该种货币由于已经在市场上占据了国际贸易交易地位和市场使用惯例,也就为众多的国际贸易参与者彼此为迅速达成交易提供了一种促成交易便捷的默契。
 
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国家对优质货币的追逐,也就直接促成了该种货币汇率的坚挺,而币值坚挺的货币又是大受欢迎的,由此形成一个巩固其货币地位的良性循环。
 
相似的情况是,即便是顶级货币的国家贸易商在进行国际贸易时,他们也刻意回避使用级别较低的货币。例如美国的进出口商品全部是以美元计价。由于美国的出口商不愿意收取美元以外的其他货币,因此美国的出口贸易额受制于对手方持有美元的购买力;但美国的进口商则深受世界各国的欢迎,因为他支付的是美元。
 
欧洲国家之间的进行国际贸易结算的货币,有70%是欧元,而美元及其他货币占了30%。这反映出欧元作为一种区域性货币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便利地位。
 
作为吸纳国际货币的国家,其首先一定是一个商品输出的贸易顺差国,通过经年累月的国际收支顺差,获取了掌握了大量的有顶级货币组成的外汇储备,这样更有利于其反过来的资本输出、对外贸易与资本投资,尤其是针对一些追逐顶级货币的中小国家,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借用顶级货币的影响力,从而达到扩大国际贸易、增加对外投资,甚至经济援助、巩固国际地位等政治目的。
 
中国在通过进行国际贸易吸收顶级货币的策略上做得非常成功,以吸收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为主,数据显示,在2000年加入WTO以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年增加,而这种顺差所获得的美元,占据了中国的国际贸易顺差的80%以上的份额,例如在2018年中国外贸出口2.48万亿美元,进口2.14万亿美元,贸易顺差为3517.6亿美元,但是2018年全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3233.2亿美元,这个对美贸易顺差的金额近乎相当于中国全部的贸易顺差。
 
同样,国内企业到境外上市,对上市国家证券交易所的选择,也包含了对筹集资金货币的选择。例如选择到香港上市,筹集到的资金就是港币;选择到美国上市,拿回来的就是美元。 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交易所难以吸引跨国企业去它那里上市,筹资货币的等级较低是原因之一。
 
中国利用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积蓄了巨额的外汇储备,然后用这些外汇储备增强了本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地位,这也就是美国人所说的搭顺风车的原因。
 
在许多二三流货币的国家,并不是这些国家的出口商不喜欢收取一流货币,而是对手方支付一流货币有限、除非他是跟一流货币的国家做生意,对于进口商而言,它本身也不想付出手中的一流货币,个中的原因是他并没有充裕的一流货币,另一方面也想趁机把本国货币推出去。
 
也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中国与一些非洲国家或者拉美国家,通过贸易顺差拿回了大部分的对手国货币,那么这些由各种二、三流货币组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将面临非常严重的贬值风险。
 
同样,他们不接受我们的人民币,我们的出口商,也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国家货币,例如安哥拉、例如莫桑比克,例如尼日利亚。这些货币发行国的通货膨胀率高的吓人。也就是说,只要这些货币在手中拿一年,便一文不值。
 
通常,货币输出的方式主要是支付进口商品的货款,达到输出货币的效果,或者增加对外资本输出、加大投资。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的本质在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由于美国输出美元,其对逆差国的选择基于政治考量与市场竞争,也就是说可以选择将美元的流出指向特定的国家;但作为出口方的贸易顺差国来说,在当今产能过剩的买方市场条件下,他选择的余地不大,因为他追求的是一流货币,也就是选择对美国的进行商品出口。
 
对于顶级货币的发行国而言,其输出货币的渠道是贸易逆差或资本项目逆差,但是该类贸易逆差或资本项目逆差的份额给于那些个国家,它是可以有选择来施行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引进外国的资金与技术的政策的目标国必须区别对待。换言之,其国际贸易结算对何种国际货币的选择,其外汇储备吸收以何种国际货币构成的资金,事关国运的兴衰。
 
4、国际货币之间的角力
 
作为顶级货币而言,相对于其被其他各种拉拉杂杂的货币当成锚定货币的一般等价物而言,其国内购买力与国际购买力大体是同步的。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市场上的商品如同其国内商品一样,是参照顶级货币来定价的。
 
但是,顶级货币以外的其他货币的国内购买力与国际购买力的变化是不同步的,国内购买力的变化取决于价格指数的变化,国际购买力的变化取决于汇率的变化。例如今天60美元一桶石油,明天的市场价是65美元或者更高,那么,石油输出国表面上看是否赚了更多的钱?他手中这些美元的实际购买力却未必提高,因为国际石油上涨必然会带动美国国内市场石油价格的同步上涨,也带动美国市场上相关商品价格的上涨,假如石油输出国赚取的美元要在美国市场花费,其也必须接纳美国市场上商品价格的同步上升带来的损失。
 
仅仅就狭义的汇率的含义来看,汇率的变化有具有相对性,一国货币的贬值必然导致另一个国家货币的升值。换言之,各国货币在国内的购买力与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的变化是不同步的。例如,10元人民币可以在农贸市场上买两斤猪肉,由于国内物价稳定,下个月同样可以买两斤猪肉,但是10元人民币这个月可以买两升汽油,下个月也许只能买1.5升汽油,这其中的原因要么就是因为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上涨了、要么就是国际石油的价格上升了。
 
但从广义的汇率市场来看,一种货币(对各种货币)的汇率变化又没有对称性,而是有升有降、参差不齐、千差万别。例如某时某刻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兑日元贬值、对欧元不升不贬等等。
 
囤积顶级货币的风险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顶级货币的国内购买力下降的风险,主要是指货币发行国CPI的上涨而导致其货币在国内贬值即所谓通货膨胀的风险;第二种风险是顶级货币的国际购买力下降的风险。这种风险的表现形式是该货币与其他货币汇率的变动,以至于贬值、在国际上购买商品数量下降的风险
 
5、美元影响世界贸易
 
通常,各国的贸易商为了避免因汇率波动的损失,往往倾向于在国际贸易中选择收取好货币,也就是说用顶级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其产生的一种连锁的经济反应是,对某种货币的追捧,必然会造成该种货币的稀缺。而这种顶级货币短缺的后果,使世界贸易市场缺乏一种受到信任的结算货币,而这种一流货币的短缺将造成世界贸易量的萎缩,进一步抑制全球经济的增长。
 
例如国际金融史上发生的“美元荒”。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后,美元成了关键货币,各国央行、各国贸易商对美元的追逐达到了顶峰,严重影响了彼此间的双边贸易开展。
 
从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功能来看,早期的美元荒是指西方各国普遍缺乏美元用以支付大量对外贸易逆差的状况。而不能仅仅理解为作为货币发行方,由于美国的黄金库存有限,以至于美元的货币发行量不足,
 
美元荒通常有两种含义,狭义的美元荒是指美国国内市场并不需要投放那么多货币,而美国的对外投资又受到限制,因此流出美国的美元数量有限,美联储向国际市场供应的货币有限,这是以供应量短缺为特征的。例如,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生产发展很快,商品供应充足。而其他西方国家则因受战争破坏,物资匮乏,资金短缺,经济一时难以恢复,因此不得不从美国进口大量商品。但又没有充足商品可供出口,也没有足够的黄金储备可用于支付进口,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国际收支发生大量逆差的状况是短缺美元造成的。在1947年,西欧的对美贸易逆差达97亿美元,但同期的西欧的国际储备总额仅仅是67亿美元 。
 
解决狭义美元荒的办法,是美国增加对世界市场的货币投放,也就是说,美国在输出商品的是同时,也要输出货币,这就是战后美国谋划马歇尔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
 
广义的美元荒则是指由于美国经济复苏,美元指数上升,美联储频频加息等一系列货币政策的推动,导致美元从新兴市场国家回流美国,引起国际市场上的美元贷款价格上涨,这是一种以利率上涨为特征的美元荒。
 
美元荒的另一个极端是美元过剩。
 
量化宽松(QE)、流动性泛滥,都是美元过剩的代言词,其表现形式为国际市场上对美元的需求锐减、同业拆借利率下降、银行存款利率为负。
 
但长期的低利率将伴随着美国的CPI上升,而美元实际购买力下降,使持有大量亿美元为外汇储备货币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
 
美国债务数量总额通常是专家们用以评判美元过剩的指标,而美国的债务一直是逐年上升的。
 
美国国债是主动负债,美国政府主动向市场发债借钱。假如世界上各国央行手中的大量美元要寻找一个有合理回报的安放之处,美债则是最佳选择。
 
换位思考一下,假如各国央行气定神闲地手持大量美元外汇储备现金,却不去购买美债,那么这些美元又将归属何处?存银行、或直接投资购买股票都可以,却不一定是最佳选择,资产摆放要从“安全、流动、盈利”三方面权衡,权衡再三后还是购买美国国债为最佳选择,是故美国债务飙升,如同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从外向型经济体制的特征看、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看,从目前许多国家都把美元列为储备货币的角度看,关键货币发行国——美国的经济变动周期、美国CPI的变动、联邦储备绿绿的调整,都深刻的影响着七下面,各种货币发行国的经济以及。货币本身的汇率变化和国际货币流动的趋势或方向。由于各国对主流货币的追捧,主流货币的国家有压抑出口、推动进口的习惯优势。还导致该货币国的货币意义购买商品服务投资的形式对外输出,继而有助于扩大本国国民的消费大大超前,甚至不愿储蓄。这也是二三流货币国家在进行国际贸易中的困境。
 
在全媒体时代,每天都有许多荣获金奖、银奖的商品充斥眼前、不绝于耳。但是从来没有任何国际权威机构站出来,给当今世界上170多种货币进行考察评判,划分三六九等,因为这里边牵扯到太多、太复杂的国际关系与国家利益。然而商人们却又是最具眼光、最识时务的,他们对国际货币的选择总是能够做到于国于家的利益最大化。
 
王幸平
2019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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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幸平

王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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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金融院校任教,在深圳特区央行、中资商业银行、外资商业银行工作,爱好旅游,关注金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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