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与语言，是两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国家主权特征的交流工具与手段。语言能够促进人们思想的沟通与文化的交流，货币则是维系着商品交易市场发展与繁荣的媒介。

 

一、法律地位

 

语言的推广使用，货币的发行与强制流通，体现了国家意志。当年秦始皇金戈铁马南征北战、灭六国一统天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统一货币，然后是统一文字与度量衡，即所谓“文同书、车同轨”。

 

我国的法规对中国境内的语言文字及货币的使用流通都有明确规定。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货币是具有鲜明的国家权力标志的信用工具，是国家以法律形式强制推行的有价证券，是国家行使经济主权的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三条则明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看，当然是先有群居社会，后有商品经济；先有语言、后有货币。马克思认为，货币来源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它是作为一般等价物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的。

 

截止2018年，世界上共有23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国家为195个，地区为38个。虽然目前全世界有6,909种语言正在使用，然而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语言仅有10种。换言之，有相当部分的国家民众共用一种语言。

 

使用中文（普通话）的人数最多，约16~18亿人使用；其次是西班牙语，有4.5亿人使用。使用英语的国家总数最多，有106个国家将其列为官方或半官方语言；其次是阿拉伯语，有57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使用。

 

就货币而言，目前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发行使用的流通货币有将近170种，但在国际上其中使用最多的仅有几种。据统计，2018年在全球的贸易、支付、清算交易中，美元占比为65.5%，处于第二位的欧元占比为25.35%，而人民币占比仅为2.04%。

 

很多人有语言天赋，他们通晓多国文字。他们刻苦学习或娴熟应用其母语以外的多种语言，他们被尊称为语言大师、翻译家、文化传播者。

 

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任何人，试图进行伪造、仿冒任何国家的官方货币都是一种严重的罪行，都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货币与语言都是一种国家标签，但当今世界，国家货币的种类少于国家（和地区）的数量，而语言的种类却又大大超出了国家的数量，多民族的国家可以拥有多少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并存；但多民族而统一的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府，只能流通一种法定的货币。

 

如同语言的包容性一样，有一些经济规模较小、对外依赖性很强的小国家和地区，存在本国货币与其他大国行政当局发行的货币在本国市场共同流通的局面。

 

但是，放开资本自由流动限制、接纳外来货币流通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则更加容易地受到国际货币发行国家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或冲击。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针对某些欧洲国家领导人对美国经济政策变动造成不良影响的抱怨，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康纳利回敬的一句话堪称至理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二、便利性

 

简单来看，货币与语言都是一种交流（交易）的工具，人们在进行思想交流或商品交易中选择使用这个工具，因此也就有一个使用成本核算的问题，或交易中使用其是否感受到便利快捷的问题。

 

例如一个重庆人与一个杭州人相遇，彼此各讲己方家乡的方言是行不通的，要么就讲双方可以接受的国语（普通话），否则就要请翻译，从而增加了交流成本。假如双方不愿花钱请翻译，那么在见面前就要花时间去学对方的家乡话，或者学普通话，这个学习的过程要消耗的是时间成本与金钱成本。

 

国际贸易过程也大体如此，假如两个不同的国家进行国际贸易，为了公平公正，彼此都同意不用己方国家的货币进行清算，那就必须用一种便利快捷的、能够让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国际货币进行清算，这样就能降低交易的费用。

 

另一方面，为了降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的交易费用，还必须事先制定双方能够接受的法规。

 

欧洲的工业革命推动了全球航海时代的来临，为了在不断发展的国际贸易中减少纠纷、有章可循，一些国际组织就出面制定了某些国际贸易参与者要共同遵循的制度或规定，我们将其称之为国际惯例。

 

例如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就是一家有较为广泛基础、比较成功的典型的国际民间经济组织。国际商会1919 年10 月在美国新泽西州大西洋城举行的国际贸易会议发起，1920 年6月在巴黎成立，总部设在巴黎，它是由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参加的经济联合会，其中又可以细分为行业协会，诸如工业、商业、银行、交通、运输等行业协会。它后来成为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一级咨询机构。它的宗旨是: 推动国际经济的发展，促进自由企业和市场组织的繁荣，促进会员之间经济往来，协助解决国际贸易中出现的争议和纠纷，并制定有关贸易、银行、货运方面的规章和条款。

 

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托收统一规则》、《联合运输单证统一规则》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等，虽然是非强制性的，但实际上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和采用。例如银行从业者在进行国际业务的操作中，耳熟能详的“CPU500”、“CPU600”，即当今各国银行所遵循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niform Customs and Practice for Documentary Credits,简称UCP)”,是目前国际银行界、律师界、学术界自觉遵守的“法律”,是全世界公认的到目前为止最为成功的用英文制定的一套非官方规定。

 

又例如世界各国银行间结算业务的信息传输系统“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简称SWIFT，是国际银行同业间的国际合作组织，成立于一九七三年，目前全球大多数国家大多数银行都使用这个SWIFT系统。SWIFT的使用，使银行的结算提供了安全、可靠、快捷、标准化、自动化的通讯业务，从而大大提高了银行的结算速度。由于SWIFT的格式具有标准化，目前银行信用证的格式主要都是用SWIFT电文。这些电文的通用文字是英语。

 

上述这些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法规条文，无论是翻译成何种文字，但引发歧义的最终解释都以最初的英文版本为准。

 

三、相互影响

 

语言传播与货币的使用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国语言在海外的普及与推广，能够助力推动相应的该国货币的推广与使用；另一方面，相应的货币的使用又丰富了该种语言的结构。例如，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由于英国在18-19世纪的强盛，英语的国际化普及与英镑在国际贸易中的广泛使用，彼此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如今在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领域中，许多约定俗成的专业名词、俚语俗语、缩略语，都是由英文衍生出来的。例如升水(Premium)、贴水(Discount)、干净汇率（Clean exchange rate,）肮脏汇率（Dirty exchange rate ）；缩略语则如我们耳熟能详的GDP、WTO、IMF等等。

 

语言通常带有深深的民族烙印。过去中原一带的汉族，将北方的游牧少数民族称之为“胡人”，汉语里就有“胡言乱语”、“胡说八道”等贬义词，（民族英雄岳飞也曾写下“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豪迈诗句。）但是今天的国语“普通话”就是历史上的“胡话”，它发源于我国东北哈尔滨一带的满族社群， 1644年清兵入关，灭大明王朝，在全国强推满族生活习俗，剃发留辫，说满语，继而形成了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普通话。

 

同样，无论是哪一种语言或货币走出国门的推广、使用，其背后也都是有强大的国家力量在支撑与推动。

 

历史上，一种国际语言在世界各地的流行，与政治强权的实施高度相关。例如18世纪欧洲殖民者在世界各地大幅扩张海外的领地，就把其所在国家的语言文化，强制地在海外殖民地推行，于是，形成了今天的英联邦或曾经是英联邦盟国的英语区；法国海外殖民地在中非、北非的法语区；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洲留下的拉丁语区。

 

国际金融历史上，一国货币在境外他国得以流行与使用，也是观察一个国家结盟站队的重要标志。例如19世纪初的非洲的法郎区；环太平洋、澳洲的英镑区；北美的美元区，乃至上世纪冷战期间，最显著的是西方阵营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苏联东欧阵营的以记账卢布货币为主的经互会货币体系。

 

货币的流通使用的背后是国家信用的支撑，而国家又是可以按经济结构、意识形态、市场发展，甚至宗教信仰来划分阵营的。冷战时期的东、西方阵营有“铁幕”隔开，苏联东欧阵营拒绝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如今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敞开国门，引进外资、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设备。

 

四、实力支撑

 

目前，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有6种，即汉语、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与西班牙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定的特别提款权（SDR），亦称“纸黄金”，当下由5种货币组成的一篮子储备货币决定，即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

 

上述语言与货币能够获得联合国与IMF的认同和肯定，都与这些语言货币背后的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密切相关。

 

某种国际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又与该国政府使用的某种语言的推广与使用的辉煌历史相辅相成。例如，18世纪是英国强盛时代，英国的贸易总额佔世界80%以上，由此推动的英语的全球化，也带动了英镑在全球国际贸易中的使用，继而造就了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外国人在境外更多的持有本国的货币，既可使货币发行国获得了铸币税收入，还相当于本国从国外获得了更多的贷款与资源，即所谓“无泪赤字”。

 

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外国人更广泛的使用了本国的语言，就相当于本国文化的传播、价值观念、甚至宗教信仰在海外得到更容易的推广，国家软实力得到提升。语言的国际化促使该母语国家的人民与机构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获得了先天的便利条件，例如，英语成为国际语言，那么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人民在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沟通交往中就存在着许多先天优势，英联邦国家居民可以凭藉一口娴熟的英语，轻而易举地在他国谋得一份职业。

 

人们在国际贸易中选择何种货币作为交易工具，首先要考虑的是该种货币的便利性与安全性；人们在国际交往中选择何种语言作为交流工具，考虑的也是便利性以及该种语言背后强大的文化底蕴。

 

货币的流通可以用数量进行统计。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表是反映一定时期一国（或地区）同外国的全部经济往来的收支流量表。是对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过程中所发生的贸易、非贸易、资本往来以及储备资产的实际动态所作的系统记录，是国际收支核算的重要工具。可见，一国的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并不一定导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因为经常账户的逆差，也可以由资本账户的顺差来弥补，从而达到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美元双挂钩为标志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各国央行与商业机构追逐美元，导致美国以贸易逆差或资本项目逆差的形式推动了美元的外流，但各国央行用储备资产购买美国国债的数目也在增长，导致资金回流美国，总体来说，美元的流出与流入是平衡的。

 

如今美国发动贸易战，抱怨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太多，可是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有资本项目顺差，两者相较，中美之间的货币流通大体上就平衡了。换言之，中国在国际贸易顺差上赚到了美元，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或是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方式流回了美国，这种货币循环现象就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的“斯蒂格利茨之谜”。

 

同样，语言的跨境使用也可以用数字考量，中美两国在语言与文化的输出上存在着巨大的悬殊。例如英语在中国成了高考的必考项目，成了仅次于汉语的中国学生第二大必学语言；目前中国有35万留学生在美国学习，但是肩负输出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在美国的招生却寥寥无几。

 

可见，在语言文化的输出上，中国对美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逆差，这种逆差的结果是美国软实力的增强，是中国国学文化的出口不畅。从这点看，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是得了便宜不卖乖，还惹事生非。从大的格局看则是中美之间交往的差异，即中国贸易顺差、文化输出逆差；美国是贸易逆差、文化输出顺差。美国并不亏。

 

五、替换性

 

经济学上的“货币替代”现象，指的是在开放经济与货币可兑换条件下，本国货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一种经济现象。

 

从国际语言传播方式上看，也存在着“语言替代”的现象，即他国的语言为本国的居民或官方机构所偏爱而得到广泛的使用，以至于逐渐侵蚀、取代了本国的母语。

 

例如在我国的香港地区，语言与货币都存在被“替代”的现象。

 

中国内地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但香港的基本法第9条却特别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语文。”

 

第111条则规定：

 

“港元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货币。”

 

换言之，每个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了本国的流通货币，这种法定货币在本国的使用是强制性的。尤其是在外汇管制的国家，外来货币的流通，受到货币监管当局的限制；但是在取消外汇管制、货币自由兑换的国家或地区，如果存在民众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信心衰减的问题，则有可能发生外币挤占本币市场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现象的发生，与货币使用者的偏好有关。一种国际货币越受欢迎，受到国际贸易参与方的广泛使用或收藏，则该国际货币的币值被高估的可能性就越大，假如世界各国贸易的参与者对该种国际货币的喜爱与需求不断增加，将可能直接导致该种货币汇率的持续不断的升值。对该种货币的发行国来说，最为直接的好处是，由于本币升值，该国的民众有金融财富的获得感。直接表现为该国居民用少量的本币就可以买到国外更多的东西，使该国的进口额不断扩大、该国的资产价格不断上升，既而吸引国际游资持续流入，该国民众更加愿意增加旅游与消费，市场一片繁荣。

 

而“语言替代”现象的产生，同样给国际语言的母语国带来种种好处。一种语言受到他国的接纳与推广，则使用该种母语的人群受到海外仰慕者的欢迎或崇敬，操该种国际语言的人，更容易在大到国际事务协商沟通、国际贸易谈判，小至旅游观光的便利、文化作品的发行、价值观念的传播，甚至在一些国际纠纷的争端中有话语权的优势。这种语言优势可以转换为国家利益，甚至还增加了该国的商业机构和个人套利的机会。

 

另一方面，“货币替代”现象与“语言替代”现象的发生与发展、衰落或消亡的时间段是不同的：国际货币的广泛使用，会随着货币发行国的国家实力的盛衰，以及该国国际偿付能力、国家信用的上升或下降而增加或减少，因为货币是商品价值与价格的表现形式。

 

或许将来的某一天，香港的港币会与美元脱钩，转而与人民币挂钩，甚至不排除这样的情形，人民币在香港受到民众追捧、大行其道，以至于政府宣布其作为香港的法定货币，名正言顺地在市场流通使用。

 

但作为国际大都市的香港，政府机构或民间团体弃用英文是难以想象的。换言之，一种国际语言在世界范围的衰退却很难。好的国际语言甚至会经过改造后而长久的流传下去，就如同一种好的工具用习惯了，就会沿用下去一样，。例如当今的英国与18世纪初的“日不落大英帝国”不可同日而语，英国的国力已经衰退了很多，但英语作为国际语言却未见衰落。这其中有当年讲英语的英国殖民地，就是如今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使用英语的世界大国在接力支撑，也有全球100多个英语国家习惯使然。或许，即使将来这些英语母国衰落了，但英语却不见得会衰亡，反而是持续发展，或将变得更为“世界性”。

 

“语言替代”还是一种文化传播现象，而在国际文化传播中，好的东西、文明的规则就会在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永远沉淀下来了。例如，源自基督教的公元纪年法已为世界各国所采用；源自英格兰的西装渐渐成为世界各国领导人出席公务活动的正装。

 

六、淘汰性

 

“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定律。该定律是对这样一种历史现象的归纳：在金或银铸币的时代，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铸币——“劣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人们就倾向于将那些足值货币——“良币”收藏起来。最后，良币将被“驱逐”，市场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币了。

 

在现实生活中，有两种以上语言流行的地方，也会发生由于语言使用者的个人喜恶与从众心理而产生的一种语言“驱逐”另一种语言的现象。例如1949年后，全国各省、地市的方言式微，北京普通话大行其道。

 

货币与语言，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与媒介，其广泛使用，除了国家法规的推动外，也必须要让接受的另一方使用者认可。

 

在纸币发行的条件下，货币是国家信用的背书。人们坚信这个货币的购买力，信任这个货币的保值（储藏）功能，是因为相信这个货币背后的政府不会制造恶性通货膨胀，不会让他们手中的货币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国家信用对货币发行流通有如此重要的稳定作用，于是就有经济学家指出，现在的欧元从一开始就有明显的缺陷，尽管有19个欧洲国家共用，但它是一种没有国家财政支撑的货币。前几年欧债危机此起彼伏，令人感觉其前途未卜。同样，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09年提出的“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倡议，使货币与国家责权脱钩，只能是曲高和寡、昙花一现。

 

同样，语言的推广使用，其背后也必须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受到尊崇，有非常悠久且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在支撑，否则就如同空中楼阁、昙花一现。

 

可以信手拈来的例子是，波兰籍犹太人柴门霍夫博士（Ludwig Lazarus Zamenhof）于1887年创立的一种全新的语言——世界语（Esperanto），号称“旨在消除国际交往中的语言障碍，令全世界各个种族肤色的人民都能在同一个人类大家庭里像兄弟姐妹一样和睦共处”。这种世界语虽然简单易学，但其凭空产生，没有国家文化的烙印，号称既不分种族，也没有歧视，其实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而没有根基则是它最大的劣势。这个脱离现实的世界语要在世界上推广起来却很难，历经百年风雨，如今已是悄无声息、乏人问津了。

 

概而述之，国际货币有三大职能：交易媒介、计价单位、价值储存。

 

国际语言也有三大功能：是思想、文化交流的工具；相应的国家民族传统价值观念推广与国际法律体制规则的制定和协调；先进的社会发展历程或成功经验，被他国接纳或复制推广。

 

是故国际货币与国际语言的使用与流行彼此互为依托、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