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是印度经济学家，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和国际研究讲席教授。2009年12月，他接受了时任印度总理辛格的邀请，回国出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并在两年半的任期里，参与了当时印度经济政策制定。

 

从书斋走向社会，这两年半的参与政府决策的经历令其获益匪浅、感触良多。卸任后，重返美国的巴苏拿出了一本颇具内幕背景，却又妙趣横生的著述——《政策制定的艺术：一位经济学家的从政感悟》。

 

在书中，他真实地讲述自己如何开始在国家高层决策圈里参与政策的制定、以及如何作为政府决策者与普通民众进行互动的过程，字里行间既呈现出作者对其时在国家高层制定政策的认真和细致，也让读者体会到作者作为政府高层决策者对市场经济的敬畏、以及彼时这些宏观决策的施行是否与印度市场经济的顽疾能否对症下药、精准施策的忐忑。

 

通过阅读本书可以发现，实际上，国家的经济决策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那么层层讨论步步把关、那么左右为难、举棋不定、议而不决。

 

尽管书中讲的是印度政府高层的决策内幕，但人性总是相通的，经济学的原理是普遍适用的，更何况印度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彼此相近相邻，人口红利丰厚，近30年来又都处于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是故，或许我们会在阅读本书后掩卷长思、浮想联翩；或许也能找到当下中国高层决策圈中的考希克•巴苏的影子。

 

民意的影响

 

巴苏在书中留下了许多引人深思的锦句妙言，比如，“好政策面临的一大障碍是民意”；“事实上，官员每做一个决策，都会冒着被人指责的风险，要避免受人指责的一个办法就是不作为。”

 

放在当下，这句话非常好理解，尤其是当今的互联网资讯传递、信息充分爆炸的时代，国家高层每出台一个政策，都会引发社会各阶层民众、各种各样的专家与学者颂扬或指责，他们通过传媒进行解读与评述，或赞扬、或批评、或责难。

 

例如，今年8月中国银保监会出台文件，放开了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股份限制，其实，早在2003年初的中国银监会就试图出台了关于了放开外资对中资银行持股比例的限制的政策。

 

2008年3月27日，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在其官网发布就发布了一则公开征求意见的法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取消了对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比例限制。这一重大政策转变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各大主流媒体竞相参与报道并且刊发诸多评论。

 

结果是，其时将外资控股中资银行的重大决策以法规的形式公诸于众、征求各方意见后，专家与民众的想法大相庭径，此举遭到网络舆论的一片谴责，导致该项政策出台搁浅，最后也在民众的一片反对声中不了了之。

 

专家的见识

 

近来两届政府的总理经常邀请体制外的专家、学者到中南海开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认真倾听社会各阶层对国家经济政策制定、宏观经济决策管理，对国家治理的建议与意见。对此，许多人会感到纳闷。

 

实际上，无论是领导者还是专家们的知识总是有限的，正如巴苏在书中由衷地感慨，“一个国家的高层政策决策者，不仅要求知识渊博，更需了解自己并非无所不能。”； “专家们知道的东西并没有普通人想象的那么多。”

 

对此也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相应的故事。例如在2017年4月，人们发现，外资银行的境外人民币贷款大幅增长，于是便引发了各种各样的议论，身居高位的金融专家说，这是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重大进展；时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则有点担心这个步伐迈得太大，告诫“要防止信用风险”；而一位基层的金融从业人员却从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派生存款消失的推论认为：这些人民币被拿去兑换成美元或者港币了。于是便有了一份金融情况报告直达决策层，引发了5月份的人民币汇率逆转。这正是金融情报学的价值所在。

 

巴苏认为，专家的作用是受其知识结构、经验水平、教育背景、文化价值观、自身的身份要求，甚至晋级加薪等名利地位的因素左右而作出决定的。而一些在工作实践中产生的认知信息的难易程度以及获得的信息之后的处理方式，例如思维模型（mental model）、思维模式（mindset）、偏见(bias)、分析假定(analytic assumption)等等，这种特征形成了其本身习惯思维模式的好坏，就应对某个棘手的问题而言，完全取决于专家的自身素养和分析技能，以及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因此诸多因素都强烈地影响到专家所认知的内容。 通过两年半的从政实践，巴苏深有感触，“制定经济政策的一个巨大挑战在于它需要协调各类专家，但每一位专家只了解经济这个庞杂机器的一小部分。”

 

例如，中国证监会的证券专家为了搞活A股市场，提出来要搞独角兽回归。论及CDR的操作，以在美国股票市场CDR为例，实际上是一种将国内的外汇资金投资于美国的股票市场，直接导致国家外汇储备的耗损。

 

自从4月以来的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人民币汇率走软，国家外汇储备承压，而中国证监会倡导的海外上市的独角兽回归，不仅要消耗国家宝贵的的外汇资金、加大了中国的债务扩张，更是对于人民币汇率维稳、对于金融风险的防范，对于如何当前扑朔迷离、不断下行的国内A股市场冲击，是不靠谱的。

 

因此，某些专家从证监会的角度出发，搞活A股市场的这个政策提议很好，也有国务院发文力挺，但是却也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窘境，如今也就不了了之。

 

意外的结果

 

巴苏写道：“2011年8月5日，标普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为AA+，于是资金就从各国流入美国”。

 

但这是一个资金的反向流动案例，也是一个逆向思维的结果。此事引发了我们对传统教科书的反思。实际上，因为人们担心标准普尔的这个下调信用评级动作会引发全球经济受到冲击，于是各国资金反而要寻求避风港，故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以至于投资于美国的资金不仅不减少，反而快速增长。增持美元的唯一风险是美元贬值，但美国的CPI一直多年来都在2%以下徘徊，这反而增添了人们持有美元的信心。以至于美国的信用评级下调不仅没有造成资金流出，反而是流入了。

 

这个事例对于思维僵化的专家、对于那些习惯于循规蹈矩的决策者而言，是一个多么鲜活、多么发人深省的例子啊！

 

严重的后果

 

巴苏还写到：“大而不能倒 ——一家大型的金融机构倒闭，将对广大普通民众在带来巨大的伤害，甚至会引发社会动乱，以至于政府不得不伸出援助之手”。

 

这一点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但这也是多年来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要将商业金融机构做大做强的动因。把金融机构不断拔高，催生了多个“宇宙行”，实际上是将金融监管的义务悄悄地转移到了政府的手中，把部门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用货币政策绑架了财政政策。但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国家的财力资源也是有限的。毕竟这种危如垒蛋的游戏，在达到极限之际，只要轻轻一捅，它就会坍塌，就如一根稻草能够压垮骆驼的道理一样。

 

因此，我们的金融监管者不应该竞相把商业金融机构做大拔高，更加不要让混业经营的诸多金融控股集团野蛮生长，脱离监控，等到整个金融体系已经相当脆弱的时候才幡然醒悟，恐怕为时已晚。

 

长期与短期

 

巴苏发现，“政客和决策者们通常都有想上第二天新闻头条的癖好，民意问题因此会更加复杂，由于政治‘双曲贴现’现象的存在，一项无法在次日赢得赞誉但在一年之后见效的政策通常不会受到重视”；“我们经常追求眼前收益并愿意为此放弃未来更高的收益。”

 

试想一下，政府是要换届的，能让其主政一方的时间，也就是5年或者10年（美国是4年一届）。再且，从经济学的“时间成本”、“边际收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说，当政的决策者总是关心自己在任上的短期收益，所作所为能够立竿见影更好。而不是希望自己在任上所做的事，要等到10年20年、乃至更长远的时间才见效。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所有当届政府的决策，都是短期决策。

 

因此，政府的政策制定总是针对短期的，甚至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端显现。

 

在国际金融史上，政府决策只顾眼前利益的事例，最典型的莫过于“特里芬难题”的故事，早在1959年，美国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特里芬就撰文指出，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不可能为继的，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坍塌，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

 

然而，特里芬教授的这份报告却在递交上去后石沉大海。1959年10月9日，他的相关报告由参议员道格拉斯转交给美国总统、财政部长、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从那年算起，至1971年尼克松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整整12年。这期间经历了艾森豪威尔（1953-1961）、肯尼迪（1961-1963） 、约翰逊（1963-1969）、尼克松（1969-1974）这四位总统的任职，谁也不想在自己的任期内去捅这个瘤子，去面对、去终结这桩可能引发国际国内金融市场巨大冲击的，颇为棘手、令人挠头的难题。直到1970年代，美国的国际收支急剧恶化，欧洲的美元市场黄金市场狂飙突起，美国的黄金库存急剧外流，再也不可拖下去了。在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才无奈地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终结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

 

经济学家爱写书

 

显然,世界银行已经关注到中国及印度近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并有意向第三世界总结及推广中印两国这些年来实施的、适合发展中国家复制与推广的政策和独特的经验，于是便开启了世界银行邀请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出任首席经济学家的行动。中国的林毅夫首当其冲，印度的考希克•巴苏紧随其后，他于2012年9月—2016年9月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成为继林毅夫之后第二位获任该职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

 

从时间上看，这本书应该是他在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后写成的。那么，他在世界银行任职高层决策圈的这段经历，是否也可以站在更大角度、更高的视野，动手续写一本《政策制定的艺术》的姐妹篇，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拭目以待。

 

王幸平

 

2018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