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万如海

 

当今世界，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极小，“金融战”已经替代实际战争，成为大国较量的主要形式和“终极武器”。

 

然而，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却明显不足，一方面，由于“金融战”这一现象出现的时间不太长，实际发生“金融战”的次数有限，导致实践不足；另一方面，相关理论的建立，存在极大争议，甚至连“金融战”的概念，都可能不被学术界所接受。例如《货币战争》一书，在2007年出版后，遭到了学界的广泛批评和嘲笑。该书确实存在理论构架单薄、举例主观夸张并充满了“阴谋论”的缺点，但是，其所提出的“美元霸权”以及由此带来每隔10多年美国就凭借“美元霸权”周期性地收割其他国家经济利益的问题，却真实存在。而且，在当今现实下，尤为清晰可见。

 

王幸平是资深的商业银行家，也有中央银行的工作经历。在工作中，他敏锐地发现了“金融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日积月累获得了宝贵的一手经验，多次在全球和国内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的重要时刻，通过对情报的获得和深入分析，撰写高质量的简报，为高层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全球金融市场波谲云诡的当下，王幸平的《金融情报学》一书，提醒那些有志于此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者，能够更加意识到“金融战”、“金融博弈”现象的现实性，以及“金融情报”的重要性。

 

相关研究远不足

 

“金融战”研究不足的关键原因，至少有三点：

 

一是美国学界作为全球学术界翘楚和领军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不重视。作为“金融战”的实际最大受益方，一旦确认“金融战”的存在并且构建了相关理论，首先就在道义上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对“金融战”视而不见是美国学界的明智选择。

 

二是金融学理论框架的构建，根源于经济学理论，而其中的“均衡”概念，虽然近几十年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挑战，但仍然是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不过，在金融市场中，“均衡”这一概念的不适用性，远远超出实体经济领域。多次发生的各类型金融危机，就是对“均衡”最大的否定。用数学来表达，金融危机中各项资产的波动率，往往出现模型中千年一遇的水平，这与“均衡”的经济与市场描述，已经差之万里。可见，金融市场往往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资产价格的“均衡”理论与事实相距甚远。对“金融博弈”把握的不足，是学界难以深入研究“金融战”的一个障碍。

 

三是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是“金融战”导致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金融战”发动者的主观意图所在。但对学界而言，占90%甚至99%时间的“均衡”状况，才是研究的理想对象，无论从理论体系、数据样本、思维惯性以及利益导向（容易发paper）上，都是如此。而10多年才发生一次的金融危机，虽然也有很多专著聚焦于研究危机发生的机制、国家和国际组织应对的策略等经验教训，但对“金融战”发动者的主观故意性和操作路径知之寥寥，且讳莫如深。

 

“金融战”这一概念，落实在操作层面就是“金融博弈”。实力差距过大则不存在“金融博弈”，而只要双方或者多方之间实力差距有限、弱势方手中有一两张王牌，博弈就得以展开。

 

为了在“金融博弈”中争取最大利益，就要尽可能地了解对方的真实实力、战略意图、内部分歧、实施手段等重要信息，“金融情报”工作的重要性由此产生。

 

美元霸权的存在

 

如果说“金融战”还有一些专著可供一般读者了解，那么在“金融情报”、特别是国内“金融情报”这一领域，却还是一片空白。而王幸平所著《金融情报学》一书，填补了这一空白。凭借多年金融情报实际操作的经验和刻苦的文献研究，作者殚精竭虑建立了“金融情报学”的理论构架体系。由于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其艰难可想而知。例如作者大量引用美国的相关研究和军事情报学的研究，说明国内“金融情报”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

 

从研究立场而言，“金融情报”当然可以应用于中观和微观领域，例如通过对行业情报的掌握和上市公司信息的了解来获取利益，但作者显然志不在此。王幸平《金融情报学》一书的写作立场，更多是站在为中国经济决策者提供情报分析、捍卫国家经济利益的立场上，这一点尤为可贵。

 

因为这一鲜明立场，本书自然聚焦于“美元霸权”这一课题上。

 

有研究报告显示，自从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指数的周期性起伏与金融危机如影随形，每一轮美元指数的上涨，都会伴随着全球资本回流美国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第一轮是1980-1985年美元强势上涨周期，期间引发了198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第二轮是1996-2001年美元上涨周期，期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阿根廷经济危机；当前美元正处在2012年开始的第三轮上涨周期之内，近期，阿根廷、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再度风声鹤唳。

 

观察这一现象，不得不说，这是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来主导全球经济格局和利益分配的必然结果。

 

抛开时间错位与周期内部的反复，简单概括来说，当美国经济增长压力较大时，美联储通过货币扩张来对冲经济下行，而由于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一些副作用，通过美元资本流出美国得以减轻，相关问题由资本流入国分担。这一阶段，部分地区和国家经济增长前景优于美国，成为资本集中流入地，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通胀压力、资产泡沫等问题。这个时期，美元指数往往持续下行，资本流入国则面临升值压力。对于逐利的资本而言，流入经济前景好的国家获取更高本币收益，并且享受本币对美元的升值，可谓一举两得。

 

然而，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当美国通过新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变革，重新焕发活力，回到增长快车道时，一切就将逆转。首先，面对较快增长和通胀潜力时，成员由学者组成、相对独立的美联储就会寻求货币政策回归常态，例如当前，自2015年12月启动本轮加息周期以来，美元已经6次加息，缩表计划也在按部就班进行中。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当金融市场对美元利率的预期真正逆转时，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将显著上升。而作为全球资产价格无风险收益重要基准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某个阈值区间时，就会带来全球资产配置的巨大变化。简而言之就是风险偏好大幅下降，从风险资产转向避险。具体到此前美元指数下跌周期中资本大幅流入部分新兴市场，一方面，经过这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增长潜力已经释放得差不多了，资本流入冲击更带来通胀和资产泡沫，对当地经济的增长预期也被过度透支。同时，伴随着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行，该国国债与美国国债的利差缩小，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下降，于是资本开始流出新兴市场，回流处于经济上升期和加息周期的美国。于是汇率开始逆转，并进一步加强了资本流动的趋势。如果这个新兴市场国家本身经济结构比较脆弱，就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

 

不管是有意无意，从客观效果来看，这就是由美国经济周期引发、由美联储发动、通过美元霸权实现、国际金融资本参与推波助澜的一轮又一轮的“割韭菜”行动。这在逻辑链条上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而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要做的恐怕不是祈祷上述进程不会发生，而是要苦练内功、克服经济结构的脆弱性，最起码也要在新兴市场国家中跑在前头，让别人去倒霉，自己扛过美联储的货币紧缩周期。

 

大多数时间当中，上述逻辑只是一个略显八卦的理论问题，但在当下，这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如何看待“金融战”、“金融博弈”，如何利用“金融情报”来获得优势博弈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王幸平的《金融情报学》一书，虽然在框架上还略生疏，但却及时地填补了这一理论空白，是名副其实的开创性研究工作。在本书的写作中，作者不但实现了“金融情报学”理论的构建，也将他在实践中的经验和案例娓娓道来，读之若在眼前。

 

希望以此为开端，在当今全球金融市场波谲云诡的当下，有志于此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者，能够更加意识到“金融战”、“金融博弈”现象的现实性，和“金融情报”情报的重要性。群策群力，共同完善相关的理论构架和行动指南，更好地参与金融市场博弈。

 

文章刊于《证券市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