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与其本身的定位是紧密相关的，银行也算是服务行业，那么服务行业最重要的特点就要根据服务对象的要求来提供服务。例如在餐饮业里，快餐是针对上班一族的，所以特点要体现在“快”上；大排档是个打工一族的钟爱，所以特点是“价廉物美”；五星级里面的西餐厅是给商务人士提供服务的，讲究的是环境优雅以及时间充裕与轻松，钱不是问题。因此不同的服务对象决定了不同的餐饮架构。银行也一样，大银行针对大客户，小银行针对小客户，这是浅显的道理，全世界的金融结构都是这样的，可是偏偏中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却在不断地拔高银行，要把它做大做强，让那些微小企业借贷无门。

2015年6月，城商行系列的江苏银行上市获批，引发众多良莠不分的中小商业银行尾随，诸如盛京银行、江苏银行、上海银行、徽商银行、张家港农商行、吴江农商行等等快速递交了申请。

然而，城商行为什么要上市？城商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战略定位是怎样的？这很有捋清的必要。

《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认为，资本回报的增长率总是大于经济的增长率的，因此在我国的金融改革的实践中，发达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把那些吸收的存款转投放到富裕的地方投放，追逐更高的利润和更好的资本回报，这样的经营策略是无可厚非。

但是他在书中还提出这样的观点：经济是静态的零和游戏；如果一个群体的收入增加，另一个群体就会不可避免地变穷，这是造成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原因。我们将他的这一理论套用到我国地方银行的跨地域经营，同样地可以得出结论，城商行异地经营、上市，抽走大量资金，只能造成某些省份更富、某些地区更穷。显然，这是不公平的。皮凯蒂的研究就是“要把结果的平等性视为最终目的和唯一原因。”

城商行发展明显脱离初衷

城市商业银行来源于城市信用合作社，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产物。上世纪80年代，伴随城市经济改革和发展，各类经济主体的金融服务和融资需求急剧增加，特别是“两小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开户难、结算难和融资难问题尤为突出，在此背景下，城信社应运而生。到1993年底，城市信用社数量近4800多家，总资产为1878亿元，职工12.3万人。

1995年，央行推动城信社向城商行改制。在此之前的案例就是著名的“深圳发展银行”，其后它发展为全国性商业银行并成功上市，其经验也被有意推广。连锁反应之下，到2007年底，城商行走上了一条走过了重组改制、引进战投、跨区域发展、综合化经营以及上市的发展壮大之路。所谓的小型金融机构兼并重组，做大做强的模式令许多内地省份争相仿效。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等也顺利上市。

但是，大银行与信用社的目标客户是不一样的。信用合作社的目标客户群是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和周边居民等，大商业银行则是以服务大中型企业客户为主。城市银行变大变强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又冒出来了，这回，金融监管当局为应对这一反复轮回的“难题”，又开闸发放小型金融机构的“小额贷款公司”牌照。

2015年6月，深圳已有113家小额贷款公司，６家村镇银行，而全国各地也有小额贷款公司5000多家，但我国在金融改革对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没有解决好。

回顾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经历，实际上是逐步脱离了当初的“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个初衷的，那么，地方政府推动城商行做大做强的动因又是什么？

深圳模式的成功经验

地方经济发展，除了外商投资的资金推动，主要靠两个方面的资金，一是中央财政下拨资金，二是各地区的民间资本的投资。 

马克思将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划分为资本与劳动力。资本就是投资资本吸引劳动力。一个地方要维持简单再生产或推动经济发展的扩大再生产目地，其当地社会经济的剩余资金的自我平衡、资本与经济效益的匹配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与当地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本土银行是推动这种储蓄与投资自我循环自我平衡的一个重要的连接器。

据考证，当年中央开办深圳经济特区，言明只给政策没有拨款。推动深圳经济发展的就是两大块资金：外资和内资。外资是三资企业的投资，有数可查。但国内市场的资金对深圳贡献了多少，却是难以估量。

深圳靠特殊政策，建成了全国的金融中心。据统计，截至2015年6月底，深圳金融业总资产达到9.09万亿元，金融业总资产稳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仅次于北京和上海。2015年1至6月，深圳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160.51亿元，同比增长18.7%，增速高出全市GDP增幅10.3个百分点；金融业增加值占同期全市GDP比重15.4%，创历史新高，对全市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4%。

可是，深圳金融业的产值，其中有多少是全国各地贡献的呢？

举例而言，招商银行数十年来一直是深圳的纳税大户。但是我们肯定不能说，招商银行的利润与缴纳给深圳政府的税收都是在深圳创造的。从偏居深圳蛇口一隅的财务公司到中国第六大商业银行，它的发展具有非典型意义。

正如皮凯蒂所说的，在21世纪，对于理解全球财富分配来说，忽略“稀缺性原则”的重要性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知道，在中国，金融业是垄断行业，银行是稀缺的“资源”，各地政府都在争夺设立银行的名额，这也不难理解，地方性的中小银行一味追求扩张，兼并重组、做大做强，主因在于吸收异地的存款。大银行的内部资金调拨权总是高度集中于其总行的资金管理部门，而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其筹集的信贷资金的使用则必然投向那些经济发达，GDP增速快、风险小的沿海省市，结果是，区域性银行跨地域经营而在GDP增长相对落后地区吸收的存款被挪到了经济发达的省份投放，使本来就渴求信贷资金的支持的相对落后的地区经济更加失血。目前城商行跨区设立分支机构的做法已被叫停。

银行的规模决定了其服务的对象

假设某地有100家小银行，只能分别发放100万元贷款给100家小企业。某天，这100家小银行合并成一家大银行，那么原先的100家银行贷款部门就只剩下一家了。它当然、也绝不会再去干那种放款给100家小企业的费神费脑吃力不讨好的、琐碎的小微企业的贷款业务了，它会集中精力将这10000万元的资金一次性发给某家大企业。这样既节约了成本，又讲求了效益，同时还兼顾到“安全”和“盈利”。

可是，原先的那100家小企业就贷不到款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家银行将1亿元资金放贷给一家大型企业；或将此1亿元资金分拆成100份，每份100万元，分别贷款给100家小企业，其风险、成本乃至效益都是大不一样的。

就风险而言，这家大型企业是处于垄断地位的上市国企公司，信息披露充分，垄断经营的地位带来稳定的收入来源，再辅之以相应的不动产抵押物，贷款风险很小。而小企业则不同，本小利薄，市场竞争激烈，信息不透明，恶意骗贷事件时有发生，甚至缺乏相应的抵押物，则贷款风险很大。

在贷前调查、贷中审查乃至贷后检查的操作成本上也大不一样。贷款给一家大企业办理相应的放贷手续，均可一次性完成。而放给100家企业则要将上述作业过程分别操作100次以上，尤其是小企业状况千差万别，特别繁琐，需耗费100倍以上大量的人力物力。

最后在收益上也是不可比的。大企业收入稳定，还款来源有保障，即便挂账也有政府担着；而中小企业常多有经营不善难以还贷，甚至发生恶性骗贷，经营者“跑路”藏匿等极端事件。经验表明，发放中小企业贷款的呆账率高于大型企业的30%以上。

同样，大银行的基层单位分行、支行都是有一定的业绩考核指标的。为了达标，少投入多产出，经营者“嫌贫爱富”，乃经济规律使然，由是之，近年来国内中小企业因向银行借不到款或倒闭，或卷入民间高利贷，则不足为奇。而对资金的需求推动了借款利率的一再高攀，风险加大。

据调查，目前深圳113家小贷公司的融资对象是20多万家小企业，平均每个企业获得贷款15万元，解决了部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2014年，在贷款结构和期限上，单笔贷款金额10万元以下的占比在84%以上，呈现小额、分散的特点；一年期以内的贷款占比88.43%，充分显示了小额贷款公司在解决中小微型企业和大众创业群体“短、小、频、急”的融资需求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在贷款方式上，纯信用贷款占比为64%，非信用贷款占比为36%。这说明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服务方式继续坚持了信用贷款为主，破解了中小微型企业和大众创业群体以往无抵押和无担保难以融资的瓶颈。

但是，小贷公司的资金大多来源于大中型商业银行的借入，因此中小微企业“融资贵”依旧没法解决。

银行上市的资源争夺

银行的跨区经营与企业生产产品的跨区销售是有本质区别的。这实际上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区别。生产实物产品的企业可以向全国各地提供期价廉物美的产品。促进竞争淘汰落后。让当地民众享受高质量的产品。银行的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则是一种隐性的资金掠夺，通过吸收当地的存款，投放到经济发展比较高的地区或者回笼到其总部所在地。

囿于地域经营限制的城市商业银行上市筹资的理由何在？

一方面，银行上市争夺了有限的上市资源，压制了实体经济。大量的城市商业银行上市， 而且上市后银行多会增发，对资金的追逐无止境。

其次，商业银行上市会进一步扭曲中国金融结构。2014年，中国GDP为63.6万亿元，银监会公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169.7万亿元，其中商业银行135万亿元。商业银行上市会进一步扭曲中国本不合理的金融结构。

因而，城商行完全没有必要再上市进行公众集资，因为购买股票的人并不仅仅是本省市的投资者，而是来自全国各地，这同样是对异地资金的一种巧取。

银行的发展要与当地的经济休戚与共，银行的最理想规模要与服务对象相匹配，银行的规模不是越大越好。这些都是国外的成熟经验和做法。

如果城市商业银行的规模要与当地经济发展相适应，那么，限于服务小企业的中小银行大可不必做大做强；也没有必要上市，中国各省市的经济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很不平衡，经济增长率称参差不一，作为一个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商业银行不应该去进行这种制度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