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彭斯，以表彰他们上世纪70年代在“使用不对称信息进行市场分析”领域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巧合的是，2013年10月，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授予了美国的三位经济学家：尤金·法玛、拉尔斯·彼得·汉森以及罗伯特·希勒，他们都是市场要素中的信息与价格的关系——“信息不对称”理论在资产价格上的表现的正反方：以法玛为代表的有效市场假说支持方认为，如果证券市场中价格完全反映了所有可获信息，这样的市场就是有效市场；希勒则是有效市场理论的反方，他倾向于用更广阔的视角来分析问题，并倡导引入“动物精神”来解释现实的经济现象和波动。希勒认为是投资者的心理（对信息的占有）等非经济动机和非理性行为决定着资产价格，他甚至放言指（法玛的）“有效市场理论”是“经济思想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因为它会误导大家认为金融（股票）市场的每一次波动都有一个理性的基础。
信息完整至关重要
市场经济发展了几千年，在最初的商品经济萌芽时的以物易物时代，一切交易都是公开透明的。但是随着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等价物（中介）的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开始显现出来。
1817年，大卫.李嘉图发现了比较优势原理,证明资源禀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优势，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各取所需，同时造福富国与穷国。
但是,与易货贸易不同的是,国际贸易净出口国积累的大量它国货币,则有可能面临贬值的风险及真实的损失。因此,那些依靠出口本国独特资源的国家,它们积累起来的大量国际储备货币必须得到妥善的保值增值，以应付将来资源开采枯竭时的困境出现。或者更明确地说，依靠人口红利、以牺牲环境参与世界分工、承担世界工厂的角色而积累起巨额外汇财富的中国,如何将这些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如何避免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时候,国民经济发展不会跌落滞胀的陷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信息经济学逐渐成为新的市场经济理论的主流，人们打破了自由市场在完全信息情况下的假设，才终于发现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的严重性,尤其是在金融领域里，由于信息的匮乏，令决策失误，造成了经济的大幅波动，
也造成了某段时期对宏观经济的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经济学界又经历了崇尚凯恩斯式的国家救赎、干预经济理论,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英国病”(经济停滞与物价上涨并存的“滞胀”)，却有机会让弗里德曼的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优点、反对政府的干预的自由经济理论占了上风,1976年，风头正劲的他在领取诺奖、发表即席演讲时依然不忘对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流露轻蔑与批判的语调。可是，格林斯潘先生作为世界第一大央行的美联储主席在任长达22年，期间推崇的无为而治的理念不也是酿成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原因之一吗?痛定思痛之后，西方经济学界又重新捡起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金融搏弈后果严重
如今，信息不对称原理在由货币构筑虚拟经济的交易双方——如金融衍生品，看不见、摸不着的不确定性上升到了极致。
经验告诉人们，在市场经济里,投资收益的获取与掌握信息量的大小成反比关系,预期收益越高,能获得的信息量就越少,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显然，这里的高风险就是指在投资决策中所获得的信息量太少而导致不确定性的因素太多,从而使投资失败的概率增大。
因此,高收益的投资产品由于信息量少而风险大，故参与博弈的投资者寡；低收益的产品由于信息量大而风险低，故参与投资者众。
现实生活中,对于信息量大、且价格低的支出和交易,可供选择的品种较多，人们做决策时往往费时费力,货比三家、斤斤计较。家庭主妇们在农贸市场遇到的农产品短斤少两，顾客损失的仅仅是几元钱。但在信息量少的投资交易方面,仅凭理财经理的游说或产品发行公司那写得天花乱坠的晦涩难懂的投资文件，投资购买者的决定往往是在一瞬间做出，损失的后果则非常严重。“庞氏骗局”便是如此。
与此手法如出一辙的美国华尔街传奇人物、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2008年12月11日因涉嫌证券欺诈遭警方逮捕，由此揭开了美国历史上涉案金额最大的“庞氏骗局”。麦道夫通过操纵其麾下对冲基金，以高资金回报率为许诺，骗取投资者投资，最终使投资者损失约500亿美元。
健全法规保护弱者
正常情况下, 在市场中,消费或投资产品与信息量的关系，是一条介乎于零度到九十度之间的直线,这条曲线向上及左边移动和向下及右边摆动，则取决于购买该产品时售卖方的承诺和购买者所获信息量的大小。
实际上，虚假信息无处不在。例如在2008年使全球金融消费者深受其害的雷曼迷你债券，其本质上属于一种结构性债务工具,与普通债券到期还本付息有所不同,其息票金额或最终支付金额会受到一家或一组挂钩公司首发式信贷事件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远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的高回报是雷曼迷你债券最为显著的特点，但收益总是和风险相伴而生,雷曼迷你债券表面上高回报的代价是其背后隐藏的高风险，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那么作为极端的状况，曲线与纵轴并列——那些个收益高且信息量大的产品是否存在？在现实生活中,批条子即是。例如位于市中心的一块地皮，被市场公认为在上面盖商品房能赚大钱，但该市领导批了个条子（无偿划拨或低价出售），将其划给某人（某企业）经营，于是，这块商业用地就是典型的稳赚不赔的(信息透明的)、高收益的投资品。
又例如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给商人丁书苗批车皮、批工程，也属于这种信息量大、稳赚不赔的低风险商品。
那么,在市场里,另一个极端是与横轴并行的曲线——收益率低、信息量少的产品也存在吗?
也有,例如在央行利率管制下银行储蓄产品即是,收益低是因为储蓄利率与CPI相比通常收益很薄、甚至为负利率；但由于在实际市场中，银行面对市场客户,不允许在存款利率上展开竞争,同一款存款产品在甲银行与乙银行是一样的利率,因此,储户也没有必要去了解各银行的经营信息、去货比三家。
但是在央行放弃对利率的控制之后，各家银行给出的利率不尽相同；存款利率市场化之后，对同样一笔存款产品，人们一方面要考虑资金的收益状况,还要权衡风险，要货比三家,在收益与风险之间取得平衡。
在银行方面，面对有限的存款市场、面对如此多的同业竞争对手,它必然会给出有吸引力的利率,甚至对大额存款给出高利率来吸引客户。
对于储户而言，收益率的提高伴随着高风险,投资者为了防范风险，也要对银行的本身经营状况做更为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同样，银行为了自己证明经营稳健也会加强自身的信息披露,甚至聘请独立的第三方评级机构来审计并披露自身的经营状况,让储户放心,结果导致信息量披露加大和收益率的提高，于是存款曲线就会向左上方移动，停留在收益与信息的合理配置区间。
在彼此的信息充分披露的条件下，由于甲乙银行之间的经营风险与收益存在差异，因此，甲、乙银行给出的、以存款价格表示的利率曲线在此坐标系是不同的，但它们的运动方向是向左摆，这显然对消费者有利。
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使得交易中总有一方会因为获取信息的不完整而对交易缺乏信心，于是便增加了商品交易的成本。现实中，解决信息不对称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提供抵押品。商业银行向央行缴纳存款保证金就是属于客户的抵押品。因此，存款保险制是解决处于弱势地位的储户的最好的制度保证。
由于在金融的领域里，信息量的匮乏与稀奇要比其他行业严重得多。因此，作为市场监管者的政府及中央银行,要做的是尽快地推进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平交易、法治精神、信息披露、适度竞争,这样才能带来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的物质繁荣与精神富足，这也是当今世界各国金融监管者的共识。
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对处于信息量稀缺的、处于弱势地位的金融消费者给予法律上的保障。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暴露出美国监管体制的种种弊端,美国各界对金融监管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2010年，美国通过以保护金融消费者为目的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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