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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融博弈化解苏伊士运河危机

战争,是用以解决国家之间利益冲突的最高的斗争形式。然而,历史上能够制止战争行动的并不仅仅是仰赖于革命的爆发。在大战临头、一触即发的两军剑拔弩张的对垒之际,由于难以预料的一方交战国的经济、金融形势发生了变化,该国开放的货币体系遭受到他国的攻击,也能促使咄咄逼人的强势政府改弦易辙、放弃武力解决争端。1956年底发生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得以和平解决,就是一个由突然发生的货币博弈继而制止战争发生的经典案例。
 
曾经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顾问的弗朗西斯•加文对这次由苏伊士运河引发的国际冲突的解决过程进行了分析论证,其在回忆录中写道:“英国的投降不是由于战场上的失败,也不是来自对手的军事实力威胁,而是由于美国盟友发出的金融通牒。”。
 
埃及危机触发
 
1956年10月31日,英国和法国军队大规模集结,准备联合进攻埃及,并宣称要夺取苏伊士运河。英法两国的军事行动显然给平静的国际社会带来了一个剧烈的冲击,连埃及的美国盟友也感到非常意外。
 
话说冷战之初,美国针对战后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正方兴未艾。资金富余的美国为了笼络埃及以对抗前苏联,曾经在1955年12月有意向埃及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工程——阿斯旺大坝提供资金援助,同意限期提供7000万美元的贷款,并且同时授意世界银行提供二亿美元贷款给埃及,用来支持阿斯旺大坝工程的建设。
 
但是,埃及总统迦玛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却是一位民族斗争的支持者,在前苏联及其阿拉伯世界盟友的纵容下,执意要与西方社会拉开距离,其不仅大力支持当时的法属阿尔及利亚民主的解放运动,对阿尔及利亚的游击队提供了大量武器,还支持这些民族分裂分子在法国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以及约旦、伊拉克和苏丹等地从事破坏活动,并容许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分子在埃及开罗建立“阿拉伯之声”的电台,宣扬对西方世界的仇恨。
 
与此同时,纳塞尔又打起从苏伊士运河中收取高额通行费的算盘,他公开宣称提高收费主要是为埃及的阿斯旺大坝建设筹集资金。在查封(英国人控制的)苏伊士运河管理公司的行动准备就绪之后,纳赛尔旋即通过国家电台发表了关于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演讲。
 
然而,这种无视国际法准则的鲁莽行动显然是对西方世界秩序的挑衅和操弄,首先就令英国感到非常愤慨与不安。英国是当时的苏伊士运河管理公司最大的股东,持有该运营公司44%的股份。而在1955年,据统计共有14666艘船舶通过苏伊士运河,其中有三分之一的船舶是英国所有的;而且苏伊士运河还是中东石油运往西欧的最重要的航线。
 
埃及意图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举动,严重损害了英法两国的利益,两国首脑紧急会晤后一拍即合,决定组成联军对埃及动武。
 
英法财力不济
 
然而,英法两国的单方出兵行动却令美国感到非常意外,因为这一年是美国的选举年,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极力为自己连任营造世界和平缔造者的形象;再说美国也乐见欧洲在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下降。因此,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艾森豪威尔都反复发表声明反对英法使用武力解决苏伊士运危机。美国首先在联合国提交了一项要求交战双方立刻停火撤军的决议案,该项决议案以64票赞成、5票反对(含英、法两国)得到通过,这可是联合国历史上英国和法国首次在安理会上投票反对美国的提案。
 
在明显感到国务院动用外交手段促使英法两国停火无效后,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乔治•汉弗莱(George Humphrey)提议动用货币武器对英法两国实施制裁来胁迫其撤军,该项提议获得国家安全委员会与会人员的一致赞成。
 
于是在1956年11月5日,乔治•汉弗莱命令美国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开始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大举卖出英镑与法郎。在国际金融的专家看来,美国的这一举动显然过于唐突,一位经济评论员在纽约时报专栏中写到:显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出售的英镑数量远远超出了为了保持其持有的资产价值而需要调整的数量,其用意是在政治上的,通过汇率问题来实施对英法军队的干预。
 
由于美联储的抛售英镑的操作,引发英镑汇率下挫。而英国政府要维护英镑汇率的稳定,就必须动用外汇储备(美元或黄金)把这些本国货币给接收回来,如此一来,英国的外汇储备立刻急剧下降。
 
面对国家外汇储备如此快速的流失以及英镑汇率的快速下滑,英国的财政大臣R.A.巴特勒显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直接打电话给昔日的老朋友、美国的财政部长汉弗莱。然而,汉弗莱坦率地告诉他,美联储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操作既不是正常的外汇头寸的调整,也不是普通的外汇交易行为,而是有目的,主要是针对英国的。汉弗莱在电话里对巴特勒要找美国总统申述的咆哮也不甘示弱,他直截了当地对巴特勒说:“你不要找总统了,除非英国遵照联合国的决议撤军,否则找到总统也爱莫能助”。碰了钉子的巴特勒转而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帮助,同样无功而返,因为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决议案中拥有一票否决权。
 
巴特勒在英国的内阁成员会议上,明确的向英国首相报告了英国外汇储备急剧下降的情况,并指出,对英镑的挤兑是华盛顿刻意制造和精心策划的,美国的条件是要英国立即在埃及停火并撤军,否则美国将会乐观英镑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挤兑愈演愈烈,而且不会提供任何援助。1956年12月2日,英国驻美大使馆发回国内的一封急电是这样描述美国政府利用金融手段压迫英法两国就范,以及美国财长汉弗莱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的:
 
汉弗莱先生(Mr.Humphrey)刚一回来就给经济大臣打电话。他再一次强调任何金融援助都取决于政治方面的协议。
 
对此他想强调一点,答应在限期内撤走我国和法国军队几乎肯定是总统和国务院作出判断的决定性因素。汉弗莱认为用类似“迅速”这种语词来要求军队撤离是恰当的。
 
汉弗莱继续说,如果同意,也只能在同意该要求后,我们才能获得大规模的援助。
 
另一方面,由于法国在埃及的军事行动导致其国际支出大增,以及美国对法郎的幕后抛售,法国法郎也面临着贬值的压力,法国央行为维护法郎汇价的下滑操作,导致法国外汇储备在急剧减少,显然,法郎的贬值将严重地打击了法国的经济,甚至还有可能造成非洲法郎区货币国家的恐慌,这一切都令法国政府感到非常难堪和无奈。
 
美国打击奏效
 
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法国的外汇储备由16.55亿美元下降到14.16亿美元,减少了2.39亿美元,降幅为14.47%。
 
英国的情况更糟,在这扬言动武的三个月内,外汇储备由最高时九月份的23.28亿美元降到十二月份的15.72亿美元,减少了7.56亿美元,降幅为32.47%。
 
1956年12月,英法两国政府在一番权衡利弊后,向世界宣布撤出进攻苏伊士运河地区的军队。
 
显然,英国政府是从国际金融得失的角度来权衡这次夺取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利弊的。加文写道:“英国人被迫服从美国政府的命令,因为缺乏美国大规模的援助,他们无力保持汇率稳定。而缺乏这些援助,英国将不得不使英镑相对其他货币贬值,这將威胁英镑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作为一种关键货币的地位”。因为英镑保留国际货币的重要地位,是可以为英国带来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重要利益的。尽管“二战”后英国的大国形象受到了削弱,但战后的英国政府依旧希望恢复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历史地位,重振“日不落帝国”的雄风。而重要的是,“如果(人们)对英镑维持其价值缺乏信心,那么伦敦就不可能恢复其(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这是一场在解决国际争端中,以武力行动为开局,最后被他国货币攻击而放弃战争并撤军的战例。也是战后第一桩由一个国家政府把货币当筹码,要挟另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受其指挥的真实案例。有趣的是,在战后的布雷顿森林国际会议上提议设立的、以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为目标、为各国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保障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成员国发生国际货币的流动性危机时无动于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脱下了其公平、中立的面纱,概因其听命于大股东美国人的指挥,把国家意志凌驾于国际组织之上。
 
当然,在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评估方面,英法两国都考虑过实施军事行动的战争预算,认为这些花费对于夺取苏伊士运河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们却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英镑、法郎会遭到挤兑,也没有做过任何这方面的应急预案,于是美国的货币打击方案一出手,就立马让英、法两国感到锥心的痛,这是促使他们认赌服输的真正的原因。
 
这个案例表明,一国的货币走出国门,充当世界贸易的交易中介、支付工具、储藏货币的同时;在获取铸币税,提高本国的国际软实力,打造金融大国的地位、谋求更多的世界经济话语权的同时;即所谓实现了货币的国际化,这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走出国门的货币由于被他国持有,既可以充当国际贸易的支付工具,也可以是出于某种目的,被大量地集中抛售,沦为金融博弈的筹码、当作“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最有效的武器。
 
王幸平
 

作者新书《金融情报学》近期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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